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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学家姚公骞：东乡人伪造王安石故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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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学家姚公骞：东乡人伪造王安石故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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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学家姚公骞：东乡人伪造王安石故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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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资溪天主教堂
清光绪年间，西方天主教传入山城小县资溪。当时在县城和嵩市都建有相当规模的天主教堂，信奉天主教的人也逐年增多起来，对整个社会和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县城的天主教堂座落于今百美达超市附近，是资溪最主要的一座天主教堂，规模大，传教士多，影响最恶劣，当地百姓反对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在1900年被愤怒的资溪民众一把火给烧成了废墟。那这把火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欺压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他们在文化上也大举入侵，许多所谓的传教士也乘机开始向神州广袤的城乡进行渗透。他们表面上打着“传教”“奉主”的旗号，实质上却干着插手地方政务，掠夺盗取中国财富甚至于杀戳中国普通百姓、奸淫良家妇女的罪恶勾当。到资溪来的洋教士们也毫无例外，他们外表温文尔雅实际道貌岸然，说着一些半懂不通的中国话，有的凭着小聪明，甚至还能说些资溪地方方言，背地里却与地方官府打得火热，勾结起来肆无忌掸地鱼肉乡里，欺压百姓。他们常常由官府出面，向县民“派役”（给教堂出差干活）、“摊派交粮”（交粮交肉供传教士挥霍）。谁对他们稍有不满，只要向官府递个信，这人就要祸从天降，轻则罚款重则牢役之灾。平日谈起这些洋教士，资溪百姓个个都恨不得饮其血食其肉，人们心中都窝着一团熊熊的怒火。
时值京津塘等地相继出现了以“反帝”为旗号的义和团组织。光绪廿六年，即1900年，义和团义举的消息，如飓风般刮到了偏僻的资溪。是年八月一天，县民在徐大基、林春和、林有筠、林思赞等人的率领下，持大刀、梭标、锄头、木棍等器物，高喊“打死红发绿眼的神甫！”，潮水般涌进了县城天主教堂。谁知那些平日里心狠如狼的洋教士们这会都胆小如鼠，前些日子风闻义和团在山东、京津一带起事，他们早就脚板抹猪油—提前溜了。
愤怒的民众见抓不着洋鬼子，便一把火将这阴森森的天主教堂付之一炬。大火红映了山城，映红了旷野，更燃起了资溪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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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的天主教堂座落于今百美达超市附近，是资溪最主要的一座天主教堂，规模大，传教士多，影响最恶劣，当地百姓反对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在1900年被愤怒的资溪民众一把火给烧成了废墟。那这把火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欺压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他们在文化上也大举入侵，许多所谓的传教士也乘机开始向神州广袤的城乡进行渗透。他们表面上打着“传教”“奉主”的旗号，实质上却干着插手地方政务，掠夺盗取中国财富甚至于杀戳中国普通百姓、奸淫良家妇女的罪恶勾当。到资溪来的洋教士们也毫无例外，他们外表温文尔雅实际道貌岸然，说着一些半懂不通的中国话，有的凭着小聪明，甚至还能说些资溪地方方言，背地里却与地方官府打得火热，勾结起来肆无忌掸地鱼肉乡里，欺压百姓。他们常常由官府出面，向县民“派役”（给教堂出差干活）、“摊派交粮”（交粮交肉供传教士挥霍）。谁对他们稍有不满，只要向官府递个信，这人就要祸从天降，轻则罚款重则牢役之灾。平日谈起这些洋教士，资溪百姓个个都恨不得饮其血食其肉，人们心中都窝着一团熊熊的怒火。
时值京津塘等地相继出现了以“反帝”为旗号的义和团组织。光绪廿六年，即1900年，义和团义举的消息，如飓风般刮到了偏僻的资溪。是年八月一天，县民在徐大基、林春和、林有筠、林思赞等人的率领下，持大刀、梭标、锄头、木棍等器物，高喊“打死红发绿眼的神甫！”，潮水般涌进了县城天主教堂。谁知那些平日里心狠如狼的洋教士们这会都胆小如鼠，前些日子风闻义和团在山东、京津一带起事，他们早就脚板抹猪油—提前溜了。
愤怒的民众见抓不着洋鬼子，便一把火将这阴森森的天主教堂付之一炬。大火红映了山城，映红了旷野，更燃起了资溪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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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公骞《东乡发现的王安石家书辩伪》第五部分《作伪的原由和时限》
我们看到的东乡上池《中源王氏族谱》是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木刻板，共六大册，以诗、书、礼、乐、家、声六字编号。诗、书二字号为谱头，附有吊图。礼、乐以下为世系。谱头备载明代洪武以下各序。借此可知，宋元两代的王氏族谱经元季兵燹，至明初已荡然无存。所以上池王氏有族谱实自洪武（公元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始。据洪武年间主修者王猷序称：“逮元壬辰之乱，兵燹荡焚，一为灰烬（按：元代有两壬辰：一为至元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一为至正十二年，公元一三五二年。此处应为至正十二年）。后生小子有不知其所自来，长幼之序亦几乎熄矣。猷不才，承长者之训，复得古砧基青册，大略可稽，虽不能详而为谱，以诏后世；乃为一图轴，分宗派，序尊卑，俾岁时祭拜会宗之际，张以示众”。可知明洪武年间王猷修的族谱，纯属草创，只搞了一个简单的吊图，并无详细的谱系。严格地说，还不能算真正的族谱。到了他儿子王蕃手里才复加修辑，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始成粗略之谱，是为洪武本。以后，正统年间续修一次，嘉靖二十九年（公元一五五0年）又重修一次。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都续修过。入民国后，则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和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各修了一次。
从谱序上看，嘉靖本以前的诸谱，对于上池王氏的始迁祖究竟是谁还没有弄清楚。对于王安石的祖、父、兄、弟、子、侄之间的世系关系也没有弄清楚，搞得很乱。如洪武时的王蕃序称伯祥为始迁祖，但却不知王旂（伯祥）是王益的孙子，王安石的侄子，王安上的儿子。竟误指王益、安上兄弟为其后人。序称“至伯祥公……辟居明珠峰之西，五世舜良公（王益）跻高弟，六世安尚（上）公昆季益显。”洪武本的刘三吾一序沿袭其误，说：“有祖伯祥公者，悦明珠山水之胜，遂卜宅其下，后昆益蕃，有官至大理寺丞讳安国者，实宋荆国公之懿弟也。”也把王安石兄弟说成是王旂的后裔。明杨士奇写于正统戊午（公元一四三八年）的序言里，也还是没有弄清楚，又把上池王氏的始迁祖说成是王安石的曾祖父王明。序称“至宋克明公（王明）性耽山水，悦珠峰之壮丽，乃存故宅于府，命子公达堂构其下。”这种混乱直到嘉靖本才统一起来。嘉靖年间才确认上池王氏始祖为王旂，并确认王旂是王安石的儿子。《嘉靖东乡县志》卷上载：“今考上池王氏谱牒，乃公（王安石）季弟安尚（上）之子旂徙于此里甚明”。嘉靖以后的上池族谱都拿嘉靖本为祖本，说它“体裁甚善，记载详明。兹修多所折衷”。“但有足备文献之徵者，乃照嘉靖本旧例，采录于后”。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祖本”——嘉靖本，里面有不少是伪造的和荒诞不经之辞，值得注意。
其一：王安石死后，葬在江宁，此为考史者所熟知。可是嘉靖本里居然有托名宋赖文俊画的“月塘凤山图”，图示“宋荆国文公（王安石）与纯甫公（王安上）合葬凤山桃源窠”。其旁还附有上池族人王廷瑞（明成化、嘉靖间人）的跋文，说什么：“纯甫公与荆国公同父昆季也。冢君抚城盐埠岭仪望公（即王旂）见此山川秀丽，故将二祖考之灵合厝焉，迄今三百余年矣”。王安石居然和他弟弟王安上合葬于东乡。有什么证据呢？王廷瑞说：“瑞历涉山川十余年，得省先人名墓古迹。视观未得其确。及考之峦头，证之理气，按之族谱旧图，乃知祖茔钟山川之灵，即千载犹有神灵之感也。”什么“峦头”、“理气”，全是堪舆家的风水迷信的妄语；所谓宋赖文俊的“旧图”，也是凭空停靠的。荒诞不经，可笑之至。
其二，王安石的妻子是金溪吴氏，是吴敏的孙女，吴芮的女儿，王安石的母亲的内侄女。这也是为考史者所熟知。从来未闻王安石还别有所谓被封为“荆国夫人”的“陈贾二夫人”者。而上池族谱世系居然写上“安石配陈、贾氏，封荆国夫人”，唯独没有提到吴氏。又嘉靖二十九年族人王怀济的一篇跋文里还说：“宋初自府治徙于临川上池明珠峰西，其世址也。西挹则荆公山，肘外则司空坂，西远二里许，则陈、贾二夫人舍产，东远二里许，则学士墓所，纪于家集，镌于邑志，斑斑可考，盖以系出宋相荆国公弟安尚公裔也”。则尤其矛盾百出。上池王氏既不是迁自宋初，更没有什么陈、贾二夫人的舍产。按王安石明年曾以其在江宁上元所居园屋舍为僧寺，以及将上元的田产舍与蒋山太平兴国寺。两事俱载《临川集》卷四十三。从未见到有舍产上池的根据。可知什么王安石的坟墓、什么陈、贾二夫人的舍产，什么荆公山、司空坂、学士墓等等几乎全不可信。如《嘉靖东乡县志》卷上载：“荆公山在县南二十二都，……荆公或居与否，未有的据”。就是明证。
其三，嘉靖二十九年族人王廷臣的序文里还说：“助教克允（王猷）、训导孟演（王蕃），当元季兵燹之余，国朝文明之际，……作图轴以别尊卑，编谱系以序昭穆。族谱既成，犹卷卷致念乎荆国文公血食之废，遂以其事白于当道， （乃）捐已资，仍抚之盐埠岭旧基，重建祠堂于其上。……命胤子璟以居之”。清初的王玉辂的跋文里也说：“洪武年间，克允公之子孟演公见祠毁坏，捐己资而重修焉。”竟一口肯定明洪武年间，盐埠岭的王文公祠是王蕃“捐己资”重建的。按前引明《抚州府志》只说“国初有名孟演者，为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嘉靖本居然把“主公祠”——掌管祠堂，改成“捐己资”“重建祠堂”。这很值得怀疑。和上面两个伪造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这也是伪造的。
上述这些伪造都和坟山、地产、祠堂有关。历史材料证明，到了明代，由于王文公祠的产业所有权由官府转到王底后裔手里，这就发生了各个王氏支派为争夺财产所有权的斗争。明代初年，由上池王姓掌管了祠产。到天颐、成化间，就出现了上池王姓将祠产典卖与他人的现象。祠产的转移造成所有权的混乱。于是到了嘉靖二十五年，便有临川的城北王姓，自认为王安礼（也是王安石的弟弟）的后人，明《抚州府志》上说：“有城北王某者，忽认安礼之后，嘉靖廿五年，请托千户熊邦杰以力夺之”。把王文公祠夺了过去。《同治东乡县志》卷末《志余》引《雍正抚州府志》与明《府志》同。但把“城北王某”写成“城北百瑞”。又按嘉靖二十五年，任临川知县的是应云 。应云 就是明代在江西刊印《临川集》百卷本的人。明《抚州府志》上说，王文公祠被城北王姓夺去后，“知县应云 遂祭于其家”。应云 《王临川文集序》上也说：“公（王安石）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二十二世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可证，应序上的王瑞，就是明《抚州府志》上说的那个自称王安礼之后的“城北王某”，《同治东乡县志》引《雍正抚州府志》作百瑞，乃王瑞之误刊。应序和《府志》说的是一回事。
由此可知，明代初年，上池王姓，还弄不清他们的始迁祖是谁，也还没有确定王安上和王旂的父子关系。到了嘉靖年间，为了争夺祠产，这才正式确定了世系。于是，一个自称王安上之后的上池王姓和一个自称王安礼之后的城北王姓，在嘉靖二十五年打了一场争夺祠产的官司。主判官为知县应云鸑。应云鸑不仅把王文公祠判给了城北王瑞，而且王瑞“从予乞祀田”，“复稍助之”，连祠堂的田产也给了王瑞。这样一来，上池王姓的这场官司完全打输了。由此又可证明，嘉靖二十五年，当两造对簿公堂时，上池王姓还拿不出什么凭据，来证明祠产所有权是属于它的。它所持的旧谱那时还没有关于王安石与安上合葬桃沅窠、陈贾二夫人舍产以及王蕃“捐己资”、“建公祠”等种种记载。
上池王姓打输了官司当然不甘心，千方百计地要把祠产夺回来。于是他们便从族谱上打主意。《上池中源王氏族谱》嘉靖本，刊刻于嘉靖二十九年，正是打输了官司四年之后。恰恰说明上池王姓为了再打官司，这才多方编造起来，以供日后兴讼的佐证。
应云鸑刊刻《临川集》于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的序文中说了一句“公墓不知所在”。这句话反映了应云鸑也沾染了明人不重考据的习气。上池王姓便利用了这句话编造起王安石与安上合葬于桃沅窠的伪据，塞进了族谱。并有意用王廷瑞的名义作《月塘凤山图跋》，因王廷瑞死于嘉靖二十二年，在打官司之前，可借以掩饰作伪的痕迹。而且还陆续编造了陈贾二夫人舍产和王蕃出私钱建祠等伪证。
王安石的两封信是不是这个时候伪造出来的？虽无确据，但是，这两封信决不可能出现于上池族谱嘉靖本之前。因为，嘉靖本之前，上池王姓族人连王旂和王安石、王安上的父子、叔侄关系还搞不清楚，甚至始迁祖究竟是谁也没有确定，当然不可能出现这两封信。所以，可以断言，两信被伪造出来的时间，其上限不能超越明嘉靖，如果真的是嘉靖时伪造的，那么，也可以断言，和其他的伪造一样，只不过用来作为打官司的伪证而已。在上池王姓族人看来，伪造出王安石本人写的信，将来打起官司来，似乎就可以提出具有权威性的证据。所以，两封信里都一再提到祠堂和画像，就是从争夺祠产、打赢官司的目的出发而编造出来的。可见，两封信的价值，只能和族谱里的《月塘凤山图》、陈贾二夫人舍产、王蕃出私钱建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前面已经提到，据《同治东乡县志》清康熙六十一年，祠堂和画像的所有权又回到了上池王姓手中。查《上池中源王氏族谱》诸序，虽然没有明文提到这一年打赢了官司，但族谱载有江汉《重建王丞相祠堂记》一文，文后附有上池王姓族人王玉辂的注文，从注文里可以找到这场官司的证据。注文说：“荆公祠在郡城盐埠岭，于洪武年间，克允公之子孟演公见祠毁坏，捐己资而重修焉。细查孟演公本系奉二公（按：据族谱世系，奉二为王旂的派名）之后裔，中源即奉二肇迁之地，则是荆公祠为中源一族之故址也，又何疑焉。兹因兴讼之后，故将祠堂及空地丈尺载明（按：下开祠堂四至丈尺，从略）。日后子孙，依此照业，永远存据”。此注没有载明年月，查《族谱》世系，得知王玉辂生于顺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0年），殁于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康熙六十一年，王玉辂六十二岁。注内所说的“兴讼之后”，指的正是这一年打赢了官司，祠堂回到了上池王姓手中。所以王玉辂才在注文里重申历史的所有权，搬出了王蕃“捐己资重修”的伪证，还详开祠堂所辖的范围及面积，以供“日后子孙，依此照业，永远存据”。这一年，上池王姓是怎样打赢这场官司的？此中原委，虽然我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族谱》里面编造的种种伪证起了某种作用，骗住了断案的糊涂虫，是完全可能的。
上池王姓为争夺祠产打的这场官司真可谓马拉松式的官司，从明嘉靖二十五年打起，一直打到清康熙六十一年。打了一百七十七年。是不是到康熙六十一年这场官司算结束了呢？没有。据在抚州调查，一直到解放前，官司还在断断续续地打着。因此，我们还应弄清这两封信出现的下限时间。
细查《上池中源王氏族谱》，自洪武以来，所有序跋诗文，其中涉及这两封信的只有一处。见于乾隆、嘉庆年间的上池族人王载吾祭王安石的诗中。有句云：“公书远寄关河外，开缄附像公宛然，遂使流传数百年，阊阎男子经几换，而宋元明无失焉”。诗中“公书远寄”、“开缄附像”，即指两封信上说的“形像三付”和“写容以布”一事。诗里还特别强调“而宋元明无失焉”，表示信是王安石亲笔写的，像是王安石亲手交的，历宋、元、明没有遗失。是地道的王麻子剪刀，一点儿搀假也没有。
查《族谱》世系，王载吾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殁年有阙字，谱作“道光□年十一月十一，亨年六十有□”。当系列于道光元年，六十九岁。《上池中源王氏族谱》于清嘉庆十年（公元一八0五年）曾重修一次。这年王载吾五十三岁。因此，可以断定两封信出现的下限不能后于嘉庆本。
前面已经提到，乾隆四十六年蔡上翔和王思泰两人曾亲赴上池看到了王安石的画像。王思泰是东乡黎墟人，属于上池中源王姓的一个支派。黎墟距上池只有七里（蔡上翔《考略》作十里，不确）。王思泰是蔡上翔的挚友，两人都喜欢研究王安石，有同发（参看《考略》杂录卷二《王交三墓志铭》）。可是，王思泰只邀蔡上翔去上池看王安石的画像，却一丝儿也不提及上池还刊有王安石的两封家信。而且，他们到了上池，能亲眼看到画像，却独独没有看到这两封信。在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里没有一点反映。如果不是蔡上翔不屑一顾，那末，很有可能这两封信的出现还后于乾隆四十六年。而是迟至嘉庆十年才被伪造出来的。
总之，两信出现于《上池中源王氏族谱》的时限，其上限不能超过明嘉靖，其下限不能后于清嘉庆。其所以要伪造的原因，完全是为了要打赢一场争夺祠产的官司。这是稽之族谱，考诸邑乘，参及文集而得出来的结论。
其三，嘉靖二十九年族人王廷臣的序文里还说：“助教克允（王猷）、训导孟演（王蕃），当元季兵燹之余，国朝文明之际，……作图轴以别尊卑，编谱系以序昭穆。族谱既成，犹卷卷致念乎荆国文公血食之废，遂以其事白于当道， （乃）捐已资，仍抚之盐埠岭旧基，重建祠堂于其上。……命胤子璟以居之”。清初的王玉辂的跋文里也说：“洪武年间，克允公之子孟演公见祠毁坏，捐己资而重修焉。”竟一口肯定明洪武年间，盐埠岭的王文公祠是王蕃“捐己资”重建的。按前引明《抚州府志》只说“国初有名孟演者，为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嘉靖本居然把“主公祠”——掌管祠堂，改成“捐己资”“重建祠堂”。这很值得怀疑。和上面两个伪造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这也是伪造的。
上述这些伪造都和坟山、地产、祠堂有关。历史材料证明，到了明代，由于王文公祠的产业所有权由官府转到王底后裔手里，这就发生了各个王氏支派为争夺财产所有权的斗争。明代初年，由上池王姓掌管了祠产。到天颐、成化间，就出现了上池王姓将祠产典卖与他人的现象。祠产的转移造成所有权的混乱。于是到了嘉靖二十五年，便有临川的城北王姓，自认为王安礼（也是王安石的弟弟）的后人，明《抚州府志》上说：“有城北王某者，忽认安礼之后，嘉靖廿五年，请托千户熊邦杰以力夺之”。把王文公祠夺了过去。《同治东乡县志》卷末《志余》引《雍正抚州府志》与明《府志》同。但把“城北王某”写成“城北百瑞”。又按嘉靖二十五年，任临川知县的是应云 。应云 就是明代在江西刊印《临川集》百卷本的人。明《抚州府志》上说，王文公祠被城北王姓夺去后，“知县应云 遂祭于其家”。应云 《王临川文集序》上也说：“公（王安石）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二十二世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可证，应序上的王瑞，就是明《抚州府志》上说的那个自称王安礼之后的“城北王某”，《同治东乡县志》引《雍正抚州府志》作百瑞，乃王瑞之误刊。应序和《府志》说的是一回事。
由此可知，明代初年，上池王姓，还弄不清他们的始迁祖是谁，也还没有确定王安上和王旂的父子关系。到了嘉靖年间，为了争夺祠产，这才正式确定了世系。于是，一个自称王安上之后的上池王姓和一个自称王安礼之后的城北王姓，在嘉靖二十五年打了一场争夺祠产的官司。主判官为知县应云鸑。应云鸑不仅把王文公祠判给了城北王瑞，而且王瑞“从予乞祀田”，“复稍助之”，连祠堂的田产也给了王瑞。这样一来，上池王姓的这场官司完全打输了。由此又可证明，嘉靖二十五年，当两造对簿公堂时，上池王姓还拿不出什么凭据，来证明祠产所有权是属于它的。它所持的旧谱那时还没有关于王安石与安上合葬桃沅窠、陈贾二夫人舍产以及王蕃“捐己资”、“建公祠”等种种记载。
上池王姓打输了官司当然不甘心，千方百计地要把祠产夺回来。于是他们便从族谱上打主意。《上池中源王氏族谱》嘉靖本，刊刻于嘉靖二十九年，正是打输了官司四年之后。恰恰说明上池王姓为了再打官司，这才多方编造起来，以供日后兴讼的佐证。
应云鸑刊刻《临川集》于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的序文中说了一句“公墓不知所在”。这句话反映了应云鸑也沾染了明人不重考据的习气。上池王姓便利用了这句话编造起王安石与安上合葬于桃沅窠的伪据，塞进了族谱。并有意用王廷瑞的名义作《月塘凤山图跋》，因王廷瑞死于嘉靖二十二年，在打官司之前，可借以掩饰作伪的痕迹。而且还陆续编造了陈贾二夫人舍产和王蕃出私钱建祠等伪证。
王安石的两封信是不是这个时候伪造出来的？虽无确据，但是，这两封信决不可能出现于上池族谱嘉靖本之前。因为，嘉靖本之前，上池王姓族人连王旂和王安石、王安上的父子、叔侄关系还搞不清楚，甚至始迁祖究竟是谁也没有确定，当然不可能出现这两封信。所以，可以断言，两信被伪造出来的时间，其上限不能超越明嘉靖，如果真的是嘉靖时伪造的，那么，也可以断言，和其他的伪造一样，只不过用来作为打官司的伪证而已。在上池王姓族人看来，伪造出王安石本人写的信，将来打起官司来，似乎就可以提出具有权威性的证据。所以，两封信里都一再提到祠堂和画像，就是从争夺祠产、打赢官司的目的出发而编造出来的。可见，两封信的价值，只能和族谱里的《月塘凤山图》、陈贾二夫人舍产、王蕃出私钱建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前面已经提到，据《同治东乡县志》清康熙六十一年，祠堂和画像的所有权又回到了上池王姓手中。查《上池中源王氏族谱》诸序，虽然没有明文提到这一年打赢了官司，但族谱载有江汉《重建王丞相祠堂记》一文，文后附有上池王姓族人王玉辂的注文，从注文里可以找到这场官司的证据。注文说：“荆公祠在郡城盐埠岭，于洪武年间，克允公之子孟演公见祠毁坏，捐己资而重修焉。细查孟演公本系奉二公（按：据族谱世系，奉二为王旂的派名）之后裔，中源即奉二肇迁之地，则是荆公祠为中源一族之故址也，又何疑焉。兹因兴讼之后，故将祠堂及空地丈尺载明（按：下开祠堂四至丈尺，从略）。日后子孙，依此照业，永远存据”。此注没有载明年月，查《族谱》世系，得知王玉辂生于顺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0年），殁于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康熙六十一年，王玉辂六十二岁。注内所说的“兴讼之后”，指的正是这一年打赢了官司，祠堂回到了上池王姓手中。所以王玉辂才在注文里重申历史的所有权，搬出了王蕃“捐己资重修”的伪证，还详开祠堂所辖的范围及面积，以供“日后子孙，依此照业，永远存据”。这一年，上池王姓是怎样打赢这场官司的？此中原委，虽然我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族谱》里面编造的种种伪证起了某种作用，骗住了断案的糊涂虫，是完全可能的。
上池王姓为争夺祠产打的这场官司真可谓马拉松式的官司，从明嘉靖二十五年打起，一直打到清康熙六十一年。打了一百七十七年。是不是到康熙六十一年这场官司算结束了呢？没有。据在抚州调查，一直到解放前，官司还在断断续续地打着。因此，我们还应弄清这两封信出现的下限时间。
细查《上池中源王氏族谱》，自洪武以来，所有序跋诗文，其中涉及这两封信的只有一处。见于乾隆、嘉庆年间的上池族人王载吾祭王安石的诗中。有句云：“公书远寄关河外，开缄附像公宛然，遂使流传数百年，阊阎男子经几换，而宋元明无失焉”。诗中“公书远寄”、“开缄附像”，即指两封信上说的“形像三付”和“写容以布”一事。诗里还特别强调“而宋元明无失焉”，表示信是王安石亲笔写的，像是王安石亲手交的，历宋、元、明没有遗失。是地道的王麻子剪刀，一点儿搀假也没有。
查《族谱》世系，王载吾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殁年有阙字，谱作“道光□年十一月十一，亨年六十有□”。当系列于道光元年，六十九岁。《上池中源王氏族谱》于清嘉庆十年（公元一八0五年）曾重修一次。这年王载吾五十三岁。因此，可以断定两封信出现的下限不能后于嘉庆本。
前面已经提到，乾隆四十六年蔡上翔和王思泰两人曾亲赴上池看到了王安石的画像。王思泰是东乡黎墟人，属于上池中源王姓的一个支派。黎墟距上池只有七里（蔡上翔《考略》作十里，不确）。王思泰是蔡上翔的挚友，两人都喜欢研究王安石，有同发（参看《考略》杂录卷二《王交三墓志铭》）。可是，王思泰只邀蔡上翔去上池看王安石的画像，却一丝儿也不提及上池还刊有王安石的两封家信。而且，他们到了上池，能亲眼看到画像，却独独没有看到这两封信。在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里没有一点反映。如果不是蔡上翔不屑一顾，那末，很有可能这两封信的出现还后于乾隆四十六年。而是迟至嘉庆十年才被伪造出来的。
总之，两信出现于《上池中源王氏族谱》的时限，其上限不能超过明嘉靖，其下限不能后于清嘉庆。其所以要伪造的原因，完全是为了要打赢一场争夺祠产的官司。这是稽之族谱，考诸邑乘，参及文集而得出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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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宜良:王安石故居考
此诗乃游子思乡怀亲之作,
故曰“
盐步（埠）庭闲眼欲穿。”
即怀念在抚城盐埠岭居住的老祖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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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莹墓及其他诸问题
王安石是抚州临川县人,
这在《宋神宗实录》》的附传现存《名臣碑传瑰玻集》中、《东都事略》和《宋史》的《王安石传》当中, 所载全是一致的。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发家》条载：“冢墓被发, 即帝主不免, 然必多藏, 始为盗朵颐。如王荆公清苦,
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 南京太监石岩者, 营治寿穴, 苦乏大砖, 或献言云“ 近处古家砖奇大” , 遂拆以充用。视其竭,
乃介甫也。则薄葬亦受祸矣。”
以下且再回到本题。
王安石既非诞生于临川, 死后也未归葬于临川, 在他的幼年少年期内, 和后来宦游各地期内, 虽都曾回临川去过,
但全都不曾久住。总计他的一生, 居住在临川原籍的日子是并不很多的。然而, 不论如何, 他的籍贯是抚州临川县,
在那里有他祖传的宅第和田产, 却也是确定无疑的。所以, 从北宋末年到元代, 到抚州去做知州的, 还相继有人在州城之内为王安石建立祠宇,
加以纪念。现在尚可看到的记述王安石祠宇的文字, 最早的一篇是陆九渊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年所写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象山文集》卷十九,
其中述及建立祠堂的一段文字为：“公世居临川, 罢政徙于金陵。宣和乒一年间故庐丘城, 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
麟纪已甚………郡侯钱公(按即钱象祖)………慨然撤而新之, 视旧加壮, 为之管钥, 掌于学官, 以时祭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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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入侵赣东日军的最后下场
一、日军第3师团
第3师团即“名古屋师团”是日本陆军常设师团。前身是1873年1月设置的名古屋镇台。此镇台与1888年改称为第3师团。最初是由第6、7、18、19这4个步兵连队为班底。最后定下了第6（名古屋），第18（丰桥），第34（静冈），第68（歧阜）步兵连队的体制。
甲午战争中，第3师团跟随着第1军（军司令官原为山县有朋大将，中途换为野津道贯中将）在元山、仁川登陆成功后，接连攻下平壤、海城以及牛庄。日俄战争中，第3师团隶属于奥保巩大将的第2军，参加了南山、辽阳、沙河和奉天会战。之后，第3师团被派进入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1918年到1919年约1年间，与苏俄红军作战，并参加了救援捷克军的战斗。进入昭和年代，田中义一内阁的时候又参加了第3次出兵中国山东（第1次1927年5月，第2次1928年4月，第3次1928年5月）。
1934年，第3师团受命赴满洲驻屯。约在满州驻扎了大约2年，1936年回国。回国后第2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3师团于1937年8月23日自日本本土登陆吴淞、张华浜编入上海派遣军，9月6日攻占宝山，11月4日突破苏州河，继而参与围攻南京。南京大屠杀也有第3师团的一份恶迹；1938年5月徐州会战时第3师团在蚌埠担任南路围攻；1938年9月底在第2军编成内参加武汉会战之潢川方向战斗；后转隶属于第11军参加1939年5月随枣会战之随县作战，9月第1次长沙会战担任西路；1940年5月初枣宜会战担任右翼；1941年9、10月第2次长沙会战攻占株洲；1941年12月-1942年1月第3次长沙会战担任西路。
1942年浙赣会战时，日军自南昌入侵赣东，第3师团在师团长高桥多贺二的指挥下担任中路主攻。5月31日夜，第3 师团从南昌县沙埠潭河附近渡河，经临川云山南下进攻临川县城，6月5日晨全部占领了临川县城。６月７日，第３师团攻占崇仁县城，6月8日，又攻占宜黄县城，６月１２日晨，第3师团全部占领南城县城，6月13日，进犯金溪县城。日军第3师团在赣东作战期间，大肆抢掠、奸淫、烧杀，对赣东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2年7月，第3师团改为三联队制辖步兵第6、68、34联队及野炮兵第3联队等；1943年5月参加鄂西会战宜都战斗；11月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5-8月长衡会战担任东路；1944年9-11月参加桂柳会战，攻入贵州都匀附近；1945年4月18日列为中国派遣军直辖，5月从南宁退出广西经湖南北调，“8.15”时，第3 师团到达岳阳东北云溪一线，后转至镇江缴械投降。
至此，日军第3师团，这个自1937年8月侵入中国关内参战至战败投降，经历中日战争全过程的日本侵略工具，结束了它的可耻命运。
二、日军第34师团
第34师团：1939年2月7日在日本本土组建（1939年，日本在本土组建三联队第32-41师团共10个，原计划用于中国关内占领地警备，后演变为野战主力部队），辖步兵第216、217、218联队及野炮兵第34联队等。3月到达中国编入华中派遣军第11军，1939年冬季作战在南昌方向；1941年3月上高会战担任中路主攻。
1942年5月赣东会战时，第34师团在师团长大贺茂指挥下担任左路攻击任务。5月31日22时，从谢埠乘工兵舟秘密渡过抚河沿浙赣铁路东进，击溃国民党守军第75师223团，于3日拂晓占领进贤后，将岩永支队作为第11军直辖部队，沿浙赣铁路向东乡追击。6月4日侵占东乡县城，并以此为战略据点，法西斯铁蹄蹂躏东乡两个半月之久，给东乡人民带来深重灾难。６月６日，第３４师团分兵与竹原支队从三江口、仙姑山并列向水口庙、杜家园等第58军新编第１１师进攻。６月７日，第３４师团及竹原支队亦进至崇仁以北地区， 达到目的后不久撤回。
1943年5月，第34师团所辖野炮兵第34联队撤销改设炮兵队；1944年5-8月长衡会战担任中路，后参加1944年9-11月桂柳会战。1945年4月18日，第34师团列为中国派遣军直辖奉调沪宁地区，5月初退出广西，6月6日从湖南新宁出发，经长沙、浏阳、万载、上高，“8.15”时，第34师团到达安义至九江一线，后奉命至浦镇缴械投降。
(黄力民：《亚太战场123个日本陆军师团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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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人民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中央红军顺利长征的坚强后盾
抚州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6年11月起，抚州各地纷纷举行农民武装革命，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随着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踏入抚州大地，抚州人民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创建了主力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开创了南（丰）广（昌）、崇（仁）宜（黄）乐（安）、金（溪）、资（溪）、贵（溪）和建（宁）黎（川）泰（宁）等根据地。特别是南广根据地更成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抚州人民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无私支援红军，有近7万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作出了巨大牺牲。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3个师向闽赣省机关驻地黎川县发起进攻，拉开了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序幕。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采取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损失惨重，形势日益危急。为了挽救苏区，临时中央提出开展“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扩大红军5万名，抚州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母送子、妻送夫参军参战的场景随处可见，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抚州苏区县报名参加红军的达9796人。
★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的重要力量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广昌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的主要作战地带，也是中央红军誓死守卫、与敌人奋战最为惨烈的中心战场。为了阻击国民党军进占红色首都——瑞金的进程，中央红军在广昌进行了长征前夕三次最为艰苦卓绝的战斗，即：广昌保卫战、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在这三次战斗中，广昌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6100余人血染疆场。
红军开始长征后，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转移，抚州苏区县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留守红军，开展各种形势的打击和袭扰，牵制敌军的活动，干扰敌军兵力部署，间接地支援红军长征。
1934年9月，为掩护中央红军突围，宜黄、乐安、崇仁三县干部和地方武装2000多人在中心县委书记李富槐的率领下，深入野鸡坪开展游击战，阻止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虽多次被敌冲散，兵力损失过半，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直至中央红军安全转移，才召集被冲散的战士，向湖南方向突围，寻找红军主力，不幸中途多次与敌遭遇，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牲。
红军转移后，苏区相继沦陷。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抚州人民不屈不挠，为了继续打击国民党反动派，配合红军顺利长征，抚州苏区各地地方武装，纷纷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比如金溪、资溪、黎川在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武装组织，他们昼伏夜出，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效地牵制敌军兵力，为主力红军安全撤出革命根据地实现战略转移，顺利进行长征奠定了基础。
★战斗中的兵源和后勤保障基地
为了有力地支援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抚州境内的苏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局的号召，无论是兵力征召，还是后勤给养，都给予了无私的支援。在第一次扩红运动中，崇仁、宜黄、乐安三县报名参加红军的有2670多人。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战斗中，赣东苏区党组织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支援前线作战，在乐安战役中，仅支前的群众比当时集结在乐安一带的主力红军还多。1933年6月28日，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创建“红七军团”的命令，号召闽赣省人民踊跃加入到红7军团中去，黎川人民积极响应，5天之内组建了一个独立团，随红军主力开赴反“围剿”前线。
在整个反“围剿”战斗过程中，抚州苏区人民自动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破坏敌人交通队、救护队等，组织成员6000余人，筹备布（草）鞋13000双。1934年8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高虎脑进行激战，当地民众不顾生死，冒着枪林弹雨将自家的门板、床板运往前线，帮助红军修筑防御工事。
英雄的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红军撤离根据地的峥嵘岁月里，抚州境内发生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红一方面军为做好第三次反“围剿”准备，在南丰康都召开了总前委3次会议和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乐安太湖坪整编；在黎川组建了闽赣省和红七军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抚州从事过革命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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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饶漱石的前半生：被历史淹没的重要人物
| 蔡洪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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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1-10-21 16:34:00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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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1903—1975），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1903年11月23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四平代表耿飙（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华东局
新中国成立后，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华东七省一市（当时台湾省划归华东局管辖）的各项工作，并直接领导管理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上海解放时，毛泽东曾对华东的同志说过：你们华东的同志如果能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足见上海地位之重要。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均占全国的一半。刚刚解放的大上海，百孔千疮，充满了惊险和挑战。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饶漱石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制定和处理地主阶级及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华东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还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的指示。在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团结民主人士，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第一个把私营业主称为工商业家，第一个主张不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一个提出解决农民富裕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工业。为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稳定上海及整个华东的局势，饶漱石直接领导了华东及上海的反特、镇反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分析上海的治安形势，虚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主张以法治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他批准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搞“以特反特”方针，基本上肃清了上海暗藏的敌特分子(后杨帆因此事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领导上海法院制定的“处刑标准”是新中国第一部带有前瞻性的地方法规（后被最高法院以“量刑过宽”不利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为由否定了）。 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了来自中央的压力，最大限度避免了滥杀无辜。在全国各地都大开杀戒的时候，《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方面在杀人问题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饶漱石仍持慎重观望态度，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上海的“镇反”运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认为上海是潜藏反革命特务最多的地方，而实际上杀的反革命和特务的人数却比北京、天津低得多。事后，毛泽东发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滥捕滥杀现象并加以纠正。 饶漱石成功地治理了上海的百孔千疮，树立了人民政权的良好形象，为中国共产党人管理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共产党人赢得了良好声誉，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波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气象一新，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吉积绍·辛格在一篇题为《上海的奇迹》专稿中写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被淹没的中共党史重要人物
1953年，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分管劳动人事工资工作，是政务院五个口的负责人之一。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以他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遗憾的是因高饶事件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饶漱石是有名的工作狂，长期昼夜不分地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眼疾越来越严重。个人生活也十分简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上都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严格，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饶漱石历尽艰险，多次死里逃生，既反映出他的机智勇敢，也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饶漱石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他的演讲和报告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并编印成书。 那么，在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中，饶漱石应当具有什么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习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饶漱石的位置。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饶漱石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其他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创建了新中国，为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为原临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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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江西省南丰县的传播与发展
天主教传入南丰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早在明朝后期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就已经进入到南丰来传教，可惜有关当时的一些资料已遗失，无从查考。
而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在南丰传教的传教士为比利时籍耶稣会的卫方济神父（P.Fran Ciscus
Noel）（1651-1729），其后还有有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马若瑟(P Jos-Maria de Premare
1699年来南丰)、圣董文学神父（St.Jean-Gabriel Perboyre）雷泽夫神父（Fr Timothy Leonard
爱尔兰人1896-1929， 1928年来南丰）、步神父（Fr Jere Miah Duttimer
1904-1947）、莫神父(FrPatrick Dermody 1898-1990)等。
卫方济神父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来到江西建昌府的南丰传教，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回欧洲。在卫方济神父来南丰以后不久法国籍耶稣会的传教士马若瑟于1699年也来到南丰传教，并和卫神父在今太和潋注建起了南丰县的第一座教堂。1784年法国的遣使会传教士接管了耶稣会传教士在南丰的传教事业，南丰的天主教会归属于赣东（余江）教区管辖，南丰的信教人数日渐增长。1808-1810年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士用三年的时间在南丰县今琴城镇建设路刘家巷建了一座大教堂，殉道圣人法国的遣使会士圣董文学也曾到南丰，董神父1840年9月11号在湖北为主殉道。而法国遣使会的田烈诺（LOUIS
CLERC-RENAUD）神父也在南丰任过本堂神父，他于1912年被祝圣为主教。琴城镇天主教堂19世纪末在义和团反“洋教”斗争中被毁，后教会在原地进行重建，并于1908年建成现刘家巷哥特式大教堂。琴城镇大教堂的完工不仅使得南丰县的天主教徒重新有了过宗教生活的场所；而且遣使会的传教士们为了纪念在中国湖北殉道的董文学神父把这座教堂奉献给了董神父，祈求他能在天堂上能转求天主护佑我南丰教会。南丰县琴城镇大教堂另有附属建筑3000多平方、花园及菜地20多亩。由于天主教在华的迅速发展壮大，加之新兴传教修会进入中国，1928年南城、南丰、资溪、黎川、广昌五县由余江教区分出成立南城监牧区，由高隆庞修会传教士负责整个南城教区的传教工作，主教驻南城。1932年南城正式成为教区，爱尔兰人利伯高主教为首任主教，南丰天主教教会属南城教区管辖。从高隆庞修会接管了南丰的传教工作以后，南丰的天主教教徒大增，更多的传教士来到南丰传教，南丰的天主教会不仅在人数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南丰的天主教还创办了新民小学，新建了市山三江口天主堂、白舍望天天主堂等。
解放后南丰县天主教的几座教堂都被占为它用，文革期间南丰各地教堂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甚至被拆毁。只有琴城镇刘家巷天主教堂因为政府占用得以保存下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并于1996年把琴城镇大教堂落实归还我教会使用，并已登记办理了产权证。2006年9月26号江西教区吴仕珍主教委任张涛神父为南丰县天主教教堂神父，管理南丰天主教教务。2007年南丰县天主教由省教会及县政府拨款对琴城镇这一百年的大教堂进行了修缮，并成立了天主教管理小组，又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南丰县天主教在各方面已日渐完善。南丰县天主教现有信徒2000余人，多分布在太和、白舍、市山及县城等地。
天主教传入南丰后入教的著名人物
清初南丰士人人教者不少，1700年刊刻的《默想神功》，为其作注并校阅的7位教徒，除吴宿之外，其余全部来自南丰。他们当中，就有谢文洧的朋友刘凝。刘凝(1620－1709)，康熙十六年(1677)岁贡，南丰县西隅人，字二至，号籀堂，乃清初有名的天主教徒。生于1620年一生未得功名，弱冠入县学。1677年刘凝成为府学贡生，1687年由贡生授崇义县训导。1687年至1702年任江西崇义县训导，1702年任期满后回家著述，开始修撰《崇义县志》，未成稿，约于1709年逝世。刘凝入教当于其赴崇义之前，即1687年以前，有可能受洗于殷铎泽，他的圣名为保禄。其著述丰赡，有《六书央》9卷、《文字砄》1000卷、《说文解字韵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引书异同》、《石经本末》等，现存于世者有《南丰县志》(《民国南丰县志》之第10序即刘凝撰)、《周宣王石鼓文定本》、《尔斋文集》、护教著述《觉斯录》(影印收入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9册)以及序跋文章若干(多见于康熙、同治及民国年间编纂的《南丰县志》及《天学集解》)。据杜鼎克(AdrianDudink)考证，《天学集解八卷》(共收录撰于1599年至1679年之间的序跋文献284篇，抄本原件应为孤本，现存俄国圣彼得堡)也系刘凝编定。南丰教徒李长祚(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字天仆，号敬亭)，1664年李长祚因为“慕天文历算之学”开始跟随“泰西利先生”学习，随后“复读”《七克》《十诫》诸书；1687年中举，1694年“登第”（进士）之后遇到卫方济神父，从其于1698年序《人罪至重》有“先生摘引天文，旁烛物理，而其著书立说，惟欲偕斯人于大道，不惑异端，不陷魔诱，于以达天载而至帝乡，尤望人之勉勉不已焉”等语来看，李长祚应该在中进士之前就已入教。赵师瑗(康熙三十一年岁贡)、赵希隆、李日宁、甘作霖等。
天主教在教育及医疗方面对南丰的贡献
南丰县天主教从传入到上世纪20-30年代，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的群众信奉了天主教。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也由原来的禁止到开放，甚至于国民政府的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也信奉了基督，可以说社会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中国各地的天主教会传教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在教堂的讲经布道之外，有的通过办学校、办医院、福利院等。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南丰县学校少而且学费昂贵，很多人都上不起学，其中也有很多是教徒的子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南丰县天主教会，一则为了解决我县天主教教徒的子女的入学问题，二则也是为了更好的传教，让更多的少年懂得宗教的道理。因此，南丰县天主教会于1933年开始着手筹备在南丰县琴城镇教堂办学之事。由莫神父、李立德、陈莫元（原南丰县信记药店老板）三人组成了一个校董事会，推荐李立德为第一任校长，在1934年正式在南丰县县城开办了一所命名为新民小学的教会学校。
这个学校，在开办时各方面的设施还比较简陋，教室也只有两个，男生为一个班，在县环保局一进门右面一排房，女生为一个班，在一进门的直屋（现县人武部的宿舍，那时因为人少，所以只按性别，不论年级分了两个班）。当时的老师有叶崇仁（白舍瑶陂人）和另外一位临时代课老师及李德立校长。
在课程方面，除了每天参加30分钟的要理课外其它方面与公立的学校一样，每天有朝会夕会，每星期一有纪念周会，星期六下午有周末会。
学校在1935年就有6名首届毕业生（大多为插班生）。从这年开始每年都有毕业班，源源不断地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学生直至1949年，在校董事会的领导和老师们十多年的努力下，学校越办越有生气，教师由最初的3位增加到后来的十多位，学生由原来的20多人增加到后来的500多名由于教师在教学中的认真负责，对待学生要求也特别严格，坚持总平均分不满60分的绝对不准升级等原则，促使了该校的教学质量一直都保持得很不错，在新民小学读书的学生除了学习成绩不亚于公立小学外，在其它方面，比如体育运动和一些社会活动方面也非常出色。新民小学多次参加运动会都成绩优胜，特别是少年童子军的活动搞的好。如遇到什么喜庆日子，街上挤不开，就由学校童子军手持木棍站岗，协助维持秩序。童子军们操练起来步伐整齐，精神饱满，站起岗来，严肃认真，博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在新民小学教书的老师，不仅团结友爱，而且很有爱国热情，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对学生经常灌输爱国思想教育外，全校师生为了表示爱国热情，还积积地开展了抗日捐赠，捐钱捐物，还有衣服等，送到沦陷区的难民。
1939年，南丰县天主教在距县城20公的白舍望天教堂又开办了一所教会小学，为望天小学。小学有5个年级，学生80多人，原新民小学的校长李立德调往望天小校任校长，而新民小学的校长职务则由黄良璋（南丰县市山乡梅溪人）担任。在太和潋注也办了天主教潋注小学。
新民小学、望天小学等南丰县天主教小学办到1949年止。在这十多年中，教会用了很多心血和所有师生一道齐心努力，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尊重，在南丰享有很大的声誉。
自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时间里，江西各地天主教堂内先后附设过几十个诊所。同时，各地外国传教士也根据情况需要，在一些地方设立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就诊价格低廉甚至免费、服务态度和质量较好、手术也比较安全的西医院。南丰县天主教堂的莫神父也根据当地的需要，也为了更好的照顾南丰当地的天主教会，于1939年创立了天主教南丰县西医诊所，请了德国籍医生翁培德博士负责南丰天主教西医诊所的工作，翁医生此前在南城圣路加教会医院工作。南丰很多人由于没有钱，生了病后到这个诊所接受免费治疗的，受教会的影响康复后信天主教的。南丰西医诊所解放后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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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移动公司积极参加“文明新风”春联进万家公益活动
1月30日，为传递优良家风，传播文明风尚，抚州分公司与抚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文明新风”春联进万家公益活动在市城区羊城广场举行，邀请了四十余位书法名家和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把文明祝福送给市民，现场共送出3000余幅春联，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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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移动公司“四进四联四帮”“连心”小组“访贫问苦、送温暖”走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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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排序方法
姓名排序方法
一、姓名笔画排列的基本要求
（一）按笔画多少排列法
1、以姓第一个字的画数多少排列法。即以姓名第一个字的画数多少排列顺序。画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依次排列。如王和李，王四画，李七画，王在前，李在后。单姓、复姓以及少数民族中的长姓均以姓名的第一个字，而不是以姓的多少为序。如“欧阳雄”与“柯兰田”，自然笔画少的“欧”排在“柯”之前。
2、同姓同字比较排列法。若姓名的第一个字相同，则应以第二个字的笔画相比较。如“王文生”与“王志江”，则“王文生”排在“王志江”之前。
3、笔画数相同的，按姓氏起次笔排序的原则。按“一(横)、丨(竖)、丿(撇)、丶(捺、点)、冖(折)”的顺序排列。如“干”字第一笔为一，即在三画[一]类，“莫”字第一、二笔为一丨，即在十画[一丨]类。
4、遇到单名时有两种处理方法。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到，当前存在两种排序方式，一种是按姓氏笔画排列方式，另一种是按姓名笔画排列方式，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对姓名为两字时的处理不同。按姓氏笔画排列方式每凡遇到两字时，中间算作空格即算作一空字，空字和单名组成两字名参加排序，如“田大利”与“田富”，田富则排在前。使用这种方式的有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党代会；按姓名笔画排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采用的编排方式，他不认为两字中间有空字，因此，单名的第二字必需参加排序，因此，“田富”的“富”字算作第二个字参与排序，“富”字比“大”字笔画要多，田富要排在后面。
（二）按笔画顺序排列法
1、按汉字书写顺序排列法。画数相同的汉字，按汉字书写笔顺，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由外及里的写法排列，即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乛（折）五种基本笔形顺序排列。起笔是横的排在竖的前面，起笔是竖的排在撇的前面，以此类推。如“广”与“千”相比，“广”起笔是点，“千”起笔是撇，“千”排在“广”之前。
2、笔顺类推排列法。如笔画数相同，而且起笔的笔形也相同，就比较第二笔，以此类推。如“林”与“武”都是八画，起笔又都是横，就比较第二笔，“林”的第二笔是丨（竖），“武”的第二笔是一（横），就把“武”排在“林”之前。
3、对五种基本笔形以外的笔形字的排列法，通常这样处理：
①（提）作一（横）。如“刁”字为一，提和点相连进作丶（点），如“决”字。
②乀（捺）作丶（点），如“人”作丿乀、“又”字为乛丶。
③和丶（点）对称的丿（短撇）作丶（点）。如“少”字和“羊”字，第一、二笔为丷（点）。
④笔形带钩和曲折的均作“折”。包括乛、亅、乚、乙等笔。如两字的同一笔都是“折”，简单“折”排在复杂“折”前。如“李”、“杨”，“李”排在“杨”之前。
（三）按字形结构排列法
1、画数和笔形都是相同的字的排列法。即按字形结构排列。先左右，再上下，后整体。如“晚”与“冕”比，“晚”是左右形。“冕”是上下形，则“晚”排在“冕”之前。“叶”与“申”相比，“叶”是合体字，“叶”排在“申”之前。
2、笔画、笔形完全相同字的排列法。笔画、笔形完全相同，又是同一种结构的字，就把字形比较简单的字排在前头，如“中”、“内”，“中”排在“内”之前。
常用姓氏笔画表
一画:乙
二画:丁、七、卜、刁、刀、乜
三画:干、于、寸、万、弋、上、山、广、门、弓、卫、也、习、马、子、幺
四画:支、云、亓、元、木、王、车、丰、韦、尤、戈、区、仇、从、公、毛、午、牛、长孙、风、凤、计、卞、文、方、亢、斗、邓、孔、尹、巴、水
五画:艾、玉、古、东、布、石、左、龙、归、帅、叶、卢、田、申、史、冉、付、印、仝、丛、丘、白、句、包、乐、冯、邝、召、台、皮、司、边
六画:邢、戎、巩、权、吉、西、成、毕、过、匡、师、吕、曲、乔、年、朱、伍、伏、仲、任、伊、伉、华、向、后、全、邬、危、刘、齐、庄、江、池、汤、宇、安、关、羊、米、许、祁、农、那、阮、阳、阴、孙、纪
七画:麦、杜、杨、邴、芮、花、芦、苏、劳、李、吾、严、巫、酉、甫、励、邳、抗、轩、连、芈、邺、肖、岐、时、旷、吴、岑、何、但、佟、邱、佘、余、谷、犹、狄、邹、言、辛、库、闵、冷、汪、沐、沙、沃、沈、宋、张、陆、阿、陈、妫、姒、邵、邰
八画:青、武、林、杭、苗、英、苟、范、昔、郁、欧、卓、尚、呼、明、易、罗、国、和、邾、季、竺、佴、郈、侬、岳、儿、郄、郐、念、金、鱼、周、於、庞、冼、郎、房、屈、练
九画:贰、项、柯、相、柏、柳、胡、荆、郝、郦、南、荀、荣、革、查、赵、哈、思、钟、钮、郜、侯、段、皇、禹、郗、俞、独、昝、逄、施、闻、洪、宦、宫、姜、娄、祖、祝、费、胥、姚、贺、绕、骆
十画:班、敖、秦、桂、耿、索、袁、莫、聂、晋、栗、贾、顾、夏、原、柴、党、晁、晏、钱、铁、俸、倪、徐、殷、翁、奚、卿、馀、郭、高、栾、席、唐、凌、浦、海、涂、容、诸、谈、展、陶、姬、桑
十一画:梅、梓、菅、萧、萨、黄、曹、奢、龚、盛、戚、常、崔、符、瘐、康、麻、阎、渔、盖、寇、梁、扈、尉、屠、隗、隆、巢
十二画:琮、韩、彭、葛、董、蒋、壹、覃、粟、惠、辜、斐、喻、嵇、程、税、智、傅、储、焦、舒、鲁、童、温、滑、游、曾、谢、禄、缗
十三画:槐、楼、赖、靳、甄、蒯、鄢、蓝、蓟、蓬、蒲、蒙、楚、雷、零、裘、肆、訾、虞、睢、路、锡、简、解、鲍、詹、雍、满、窦、谬、褚
十四画:慕、蔡、蔺、蔚、臧、管、鲜、端、韶、廖、阚、赛、谭、熊、翟、缪
十五画:耦、横、撒、墨、稷、黎、樊、滕、颜、潘、豫
十六画:融、薛、薄、燕、霍、冀、黔、穆、衡、嬴、澹台
十七画:璩、檀、懋、鞠、戴、赡、镡、魏、繇、襄、糜、麋、濮、蹇
十八画:瞿
十九画:酆、矍、籍、灌
二十画:露、夔
二十一画:囊
二、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规则
首先搞清名字中每个字的读音，以汉语普通话读音为准。
再是按照名字的汉语拼音字母先后顺序排列，先比第一个字，再比第二个字，最后比第三个字。字母顺序为：ABCDEFGHIJKLMN ······
在比第一个字时，先比它的首字母，然后比第二个字母，再比第三个，······
姓氏读音相同时，先以简繁程度排列，简者在前；若是同笔画，再以声调一二三四排列。同样，第二、三字出现此类情况，亦是如此。出现完全同音的情况，只是用字不同，张艾芹和张爱琴，以字体简繁排列。为清楚明了起见，另行加注效果会更好。
不论两字名还是三字名，同姓之间的对比，都是先比第二个字。比如：翟爱玲、翟萍、翟霞是如前排列，比较她们的第二个字：爱、萍、霞。第二字相同，则比第三字。
尤其需要注意姓氏的读音问题，读作什么就按什么来排，不能想当然。乡土音向标准音看齐。举例：种chóng、国guó、仇qiú、单shàn 等。
中国姓氏大全目录（按拼音排列）
【A】
阿 哀 艾 爱 安 昂 敖 爱新觉罗
【A】
巴 白 百 柏 拜 班 板 包 褒 薄 宝 保 鲍 暴 卑 北 贝 孛 邶 贲 本 毕 闭
碧 边 卞 表 别 宾 丙 邴 波 伯 帛 卜 不 布 步 碧鲁 百里
【B】
才 蔡 苍 藏 操 曹 岑 曾 查 柴 昌 苌 常 畅 抄 钞 晁 巢 潮 车 陈 谌 称
成 承 城 乘 程 澄 池 迟 赤 充 崇 仇 丑 出 初 储 楚 褚 春 慈 次 从 丛
崔 翠 寸 蹉 错
淳于
【D】
达 笪 答 大 逮 代 戴 丹 单 郸 但 淡 澹 台 党 刀 道 德 登 邓 狄 邸
第 典 刁 丁 定 东 董 栋 都 钭 豆 窦 督 独 笃 堵 杜 度 端 段 顿 多
第五 端木 东方 东郭 东门 单于 段干
【E】
铎 鄂 尔 佴 贰 额尔德特
【F】
法 藩 樊 繁 范 方 房 飞 肥 斐 费 丰 风 封 酆 冯 逢 凤 奉 佛
夫 伏 扶 浮 符 福 甫 府
傅富 富察 费莫 范姜
【G】
改 盖 甘 干 淦 刚 皋 高 告 郜 戈 革 葛 庚 耿 弓 公 功 宫 恭 龚 巩 拱
贡 勾 缑 苟 辜 古 谷 顾 关 官 管 贯 冠 光 广 归 圭 妫 贵 桂 郭 国 虢
果 过
公良 公叔 公孙 公西 公羊 公冶 谷梁 瓜尔佳
【H】
哈 海 亥 邗 函 韩 寒 罕 汉 汗 行 杭 蒿 郝 禾 合 何 和 盍 贺 赫 里 衡
弘 红 闳 宏 洪 侯 后 厚 候 呼 胡 斛 虎 户 扈 花 华 滑 化 怀 环 桓 宦
皇 黄 辉 回 惠 荤 浑 霍
赫连 赫舍 呼延 皇甫
【J】
机 姬 嵇 箕 稽 及 吉 汲 戢 集 籍 己 计 纪 季 祭 蓟 暨 冀 家 嘉 郏 甲
贾 坚 菅 检 简 翦 蹇 謇 建 剑 谏 江 将 姜 蒋 焦 佼 矫 接 揭 节 捷 竭
解 介 金 进 晋 靳 京 经 荆 井 景 敬 靖 镜 九 酒 咎 居 驹 鞠 局 巨 剧
卷 军 隽
夹谷
【K】
开 阚 康 亢 抗 考 柯 可 空 孔 寇 苦 库 蒯 匡 狂 邝 旷 况 夔 蒉
库雅喇
【L】
来 莱 赖 兰 蓝 郎 劳 牢 老 乐 雷 类 冷 犁 黎 礼 李 理 力 历 厉 励
利 郦 栗 连 廉 敛 练 良 梁 聊 廖 林 蔺 凌 零 令 刘 留 柳 六 龙 泷
隆 娄 楼 卢 鲁 陆 鹿 逯 禄 路 栾 伦 罗 洛 骆 闾 吕 旅 律
乐正 梁丘 令狐 闾丘
【M】
麻 马 买 麦 蛮 满 漫 芒 毛 茆 茅 卯 茂 冒 贸 么 枚 梅 门 蒙 孟 弥
祢 糜 米 弭 宓 秘 苗 闵 闽 敏 明 谬 缪 摩 磨 莫 貊 墨 牟 母 沐 牧
睦 慕 穆
马佳 慕容
【N】
那 纳 奈 南 赧 能 泥 倪 年 念 乜 聂 宁 牛 钮 农 诺
那拉 纳喇乌雅 讷殷富察 南宫 南门
【O】
欧 偶 潘 盘 庞 逄 旁 裴 朋 彭 蓬
欧阳
【P】
皮 辟 频 平 凭 仆 蒲 濮 朴 浦 普 溥
濮阳
【Q】
戚 漆 亓 齐 祁 其 奇 歧 祈 骑 琦 綦 旗 杞 泣 千 牵 前 钱 乾 潜
强 乔 侨 桥 谯 巧 钦 秦 琴 禽 勤 青 卿 清 庆 邛 丘 邱 秋 求 裘
区 屈 麴 渠 璩 瞿 曲 权 全 泉 却 雀 阙
漆雕 亓官
【R】
冉 穰 让 饶 壬 仁 任 仍 戎 荣 容 融 柔 茹 汝 阮 芮 锐 瑞
壤驷
【S】
撒 萨 塞 赛 桑 森 僧 沙 山 闪 善 商 赏 尚 韶 少 邵 绍 佘 厍 申
莘 沈 慎 生 声 绳 圣 盛 师 诗 施 石 时 实 史 始 士 示 世 市 似
势 侍 是 释 守 首 寿 受 殳 书 叔 舒 疏 束 树 帅 双 霜 水 税 舜
说 硕 司 斯 姒 俟 松 宋 苏 夙 素 速 粟 眭 睢 隋 随 孙 所 索
索绰络 锁 舒穆禄 司空 司寇 司马 司徒 萨克达 萨嘛喇 申屠 上官
【T】
他 塔 泰 郯 谈 覃 谭 潭 檀 汤 唐 堂 陶 腾 滕 藤 天 田 帖 铁 通
仝 同 佟 彤 桐 童 涂 屠 脱
塔喇 台邰 太史 太叔 佟佳 图门 陀庹 拓跋
【W】
完 宛 万 汪 王 望 危 威 韦 伟 尾 委 隗 卫 位 尉 蔚 魏 温 文 闻
问 翁 瓮 沃 乌 邬 巫 无 毋 吾 吴 五 伍 仵 武 戊 务 悟
完颜 万俟 微生 尉迟 闻人 乌孙 巫马
【X】
夕 希 昔 析 郗 奚 悉 习 席 袭 喜 戏 系 夏 仙 鲜 咸 冼 线 相 香
向 项 象 肖 萧 孝 校 谢 辛 忻 信 衅 星 刑 邢 兴 幸 性 姓 熊 休
修 宿 须 胥 徐 许 绪 续 宣 玄 薛 学 雪 寻 荀
西门 喜塔腊 夏侯 鲜于 轩辕
【Y】
烟 焉 鄢 延 闫 严 言 阎 颜 晏 燕 扬 羊 阳 杨 洋 仰 养 尧 姚 徭 野 业
叶 伊 衣 依 夷 以 蚁 义 易 奕 羿 益 裔 阴 殷 银 鄞 尹 隐 印 英 盈 营
嬴 应 雍 永 勇 用 尤 由 犹 游 友 有 於 于 余 鱼 俞 虞 愚 宇 羽 禹 庾
玉 郁 郁 遇 喻 御 愈 毓 僪 元 员 袁 原 源 苑 岳 越 云 允 运 恽
羊舌 叶赫那拉 叶赫那兰 依尔根觉罗 依尔觉罗仪 宜乙 宇文
【Z】
载 宰 在 昝 臧 迮 斋 翟 粘 詹 展 占 战 湛 张 章 长 仉 掌 钊 招 召 兆
赵 肇 折 针 真 甄 镇 郑 之 支 枝 植 止 智 中 终 钟 衷 锺 种 仲 周 朱
诸 竹 竺 祝 庄 卓 禚 濯 资 紫 訾 字 宗 纵 邹 俎 祖 左
张简 张廖 章佳 长孙 宰父 钟离 诸葛 颛孙 子车 宗政 左丘 锺离 仲孙
1.我国现存的复姓有81个：
欧阳、太史、端木、上官、司马、东方、独孤、南宫、万俟、闻人、夏侯、诸葛、尉迟、公羊、赫连、澹台、皇甫、宗政、濮阳、公冶、太叔、申屠、公孙、慕容、仲孙、钟离、长孙、宇文、司徒、鲜于、司空、闾丘、子车、亓官、司寇、巫马、公西、颛孙、壤驷、公良、漆雕、乐正、宰父、谷梁、拓跋、夹谷、轩辕、令狐、段干、百里、呼延、东郭、南门、羊舌、微生、公户、公玉、公仪、梁丘、公仲、公上、公门、公山、公坚、左丘、公伯、西门、公祖、第五、公乘、贯丘、公皙、南荣、东里、东宫、仲长、子书、子桑、即墨、达奚、褚师。吴铭
2.中国古代复姓大全
a安陵 安平 安期 安阳
b白马 百里 柏侯 鲍俎 北宫 北郭 北门 北山 北唐 奔水 逼阳 宾牟 薄奚 薄野
c曹牟 曹丘 常涛 长鱼 车非 成功 成阳 乘马 叱卢 丑门 樗里 穿封 淳子
d答禄 达勃 达步 达奚 淡台 邓陵 第五 地连 地伦 东方 东里 东南 东宫 东门 东乡 东丹 东郭 东陵 东关 东闾 东阳 东野 东莱 豆卢 斗于 都尉 独孤 端木 段干 多子
e尔朱
f方雷 丰将 封人 封父 夫蒙 夫馀 浮丘 傅余
g干已 高车 高陵 高堂 高阳 高辛 皋落 哥舒 盖楼 庚桑 梗阳 宫孙 公羊 公良 公孙 公罔 公西 公冶 公敛 公梁 公输公上 公山 公户 公玉 公仪 公仲 公坚 公伯 公祖 公乘 公晰 公族 姑布 古口 古龙 古孙 谷梁 谷浑 瓜田 关龙 鲑阳归海
h函治 韩馀 罕井 浩生 浩星 纥骨 纥奚 纥于 贺拨 贺兰 贺楼 赫连 黑齿 黑肱 侯冈 呼延 壶丘 呼衍 斛律 胡非 胡母胡毋 皇甫 皇父
j兀官 吉白 即墨 季瓜 季连 季孙 茄众 蒋丘 金齿 晋楚 京城 泾阳 九百 九方 睢鸠 沮渠 巨母
k勘阻 渴侯 渴单 可汗 空桐 空相 昆吾
l老阳 乐羊 荔菲 栎阳 梁丘 梁由 梁馀 梁垣 陵阳 伶舟 冷沦 令狐 刘王 柳下 龙丘 卢妃 卢蒲 鲁步 陆费 角里闾丘
m马矢 麦丘 茅夷 弥牟 密革 密茅 墨夷 墨台 万俊 昌顿 慕容 木门 木易
n南宫 南郭 南门 南荣
o欧侯 欧阳
p逄门 盆成 彭祖 平陵 平宁 破丑 仆固 濮阳
q漆雕 奇介 綦母 綦毋 綦连 祁连 乞伏 绮里 千代 千乘 勤宿 青阳 丘丽 丘陵 屈侯 屈突 屈男 屈卢 屈同 屈门屈引
r壤四 扰龙 容成 汝嫣
s萨孤 三饭 三闾 三州 桑丘 商瞿 上官 尚方 少师 少施 少室 少叔 少正 社南 社北 申屠 申徒 沈犹 胜屠 石作 石牛侍其 士季 士弱 士孙 士贞 叔孙 叔先 叔促 水丘 司城 司空 司寇 司鸿 司马 司徒 司士 似和 素和 夙沙 孙阳 索阳索卢
t沓卢 太史 太叔 太阳 澹台 唐山 堂溪 陶丘 同蹄 统奚 秃发 涂钦 吐火 吐贺 吐万 吐罗 吐门 吐难 吐缶 吐浑 吐奚吐和 屯浑 脱脱 拓拨
w完颜 王孙 王官 王人 微生 尾勺 温孤 温稽 闻人 屋户 巫马 吾丘 无庸 无钩 五鹿
x息夫 西陵 西乞 西钥 西乡 西门 西周 西郭 西方 西野 西宫 戏阳 瑕吕 霞露 夏侯 鲜虞 鲜于 鲜阳 咸丘 相里 解枇谢丘 新垣 辛垣 信都 信平 修鱼 徐吾 宣于 轩辕 轩丘 阏氏
y延陵 罔法 铅陵 羊角 耶律 叶阳 伊祁 伊耆 猗卢 义渠 邑由 因孙 银齿 尹文 雍门 游水 由吾 右师 宥连 於陵 虞丘盂丘 宇文 尉迟 乐羊 乐正 运奄 运期
z宰父 辗迟 湛卢 章仇 仉督 长孙 长儿 真鄂 正令 执头 中央 中长 中行 中野 中英 中梁 中垒 钟离 钟吾 终黎 终葵仲孙 仲长 周阳 周氏 周生 朱阳 诸葛 主父 颛孙 颛顼 訾辱 淄丘 子言 子人 子服 子家 子桑 子叔 子车 子阳 宗伯 宗正宗政 尊卢 昨和 左人 左丘 左师 左行 刘文 额尔 达力 蔡斯 浩赏 斛斯 夹谷 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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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闽赣边区的“少共国际师”
第五次反围剿前，为了扩大红军，进一步激发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经党中央批准，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央苏区就有1万多名青少年踊跃报名。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县成立，周恩来亲自授旗，全师共一万余人，党团员占70%，下辖三个团，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为了把这些初离家门的娃娃培养成能征善战，作风过硬的战士，少共国际师成立后，随即投入紧张的战斗训练。
少共国际师成立不久，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开始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东方战线投入战斗，抗击敌人。
“少共国际师”首战是在闽北的拿口与国民党军周志群部的遭遇战。战斗规模不大，但打得很激烈。发现敌情后，“少共国际师”即分兵迂回，扎成一个口袋，将敌人团团围住，枪声一响，战士们一个个象猛虎下山岗，冲入敌阵，同敌人刺刀见红，展开肉搏战，直杀得敌人尸首遍地，鬼哭狼嚎。活着的赶紧跪地求饶，少共国际师以一营的兵力，不到两个小时，干净利落地全歼敌军一个连，扫清了增援东方前线的邵武要道。随即挥师渡过闽江，又击溃闽匪200多人，还在莲花山捣毁一个敌前沿哨所。此役先后共歼敌人300余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初次作战，就打了一个漂亮仗，全师上下士气高昂。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分别致电表示祝贺。称誉“少共国际师”的这次战斗为“铁拳初试”勉励全师指战员在胜利中，更要百倍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改变过去的作战方法，采取碉堡政策，以在数量和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依靠坚固的工事，加上飞机、大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进犯。
1934年4月，团村战役打响。团村位于黎川县东南部，山高树密，地势险峻。三军团主力从敌人的右翼，少共国际师和三师一部从敌人的左侧，形成左右两个拳头，钳击敌人，在兵力上，敌人是红军的数倍，武器比红军精良，还有飞机大炮助战，气焰非常嚣张，战斗从早晨七点打响，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开始，敌人借助炮火的威力，轮番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战场上尘烟滚滚，土崩石飞，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互相鼓励说“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从我们的身边前进一步”，在猛烈的炮火袭击下，有一个汀洲籍的战士腹部中弹，血流如注，肠子都迸了出来，他忍住剧痛硬是用手将肠子塞了回去，继续反击敌人，直至昏迷。在红军的顽强回击下，敌人抱头鼠窜，狼狈溃逃。英勇的“少共国际师”官兵端着刺刀，跃出战壕，乘胜追击敌人，霎时间杀声震天，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奋勇冲刺，师长吴高群冒着敌人的密集火网，深入前沿指挥战斗。傍晚，战斗行将结束时，忽然一颗炸弹在吴高群师长身旁爆炸，吴师长的头部和腰部八处负伤，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三岁。政委肖华带领战士们向烈士宣誓：“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把少共国际师的光荣旗帜永远打下去！”
此后，“少共国际师”又在将军殿，邱家隘等地进行过几十次战斗，其中石城保卫战伤亡惨重，一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5000余人。1934年春，少共国际师改称第15师，由独臂将军彭绍辉出任师长，但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少共国际师。”七个月后，红军开始长征，少共国际师担负掩护和殿后任务。
湘江战役中，少共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4个团的追击，掩护主力渡过湘江。他们以一个团直扑全洲东南的鲁塘圩，配合红五军团佯攻以牵制全洲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渡口。敌人沿湘桂公路猛攻，情况十分紧急，少共国际师有被敌切断的危险，于是，全师立即收缩兵力，跑步渡河，师长彭绍辉和政委肖华率主力渡河后，发现还有一个团没有过河，而敌人已逼近渡口，根据军团部的命令，又不容许回去接应。当他们翻越大王山到达油榨坪集结时，这个团竟奇迹般地出现在面前。原来，他们被敌人切断后，从层层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奋勇抢渡湘江，甩开了敌人的尾追，并连夜强行军赶上了师主力，湘江战役中，面对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猛轰滥炸，少共国际师拼死实现了战略意图，但官兵伤亡惨重，仅剩下2700余人。
1935年遵义会议不久，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至此，这支存在不到一年的“少共国际师”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战斗历程。陈正湘、谷广善、何廷一、黄定基、江拥辉、李景瑞、彭盛、宋景华、孙文采、杨思禄等，这些从“少共国际师”走出来的“红小鬼”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领。
解放后，肖华将军回江西，重访了少共国际师鏖战的故地——黎川团村，并为在团村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少共国际师长吴高群赋诗一首：
青年雄师战团村，
出奇制胜创敌军，
恼羞成怒蒋飞贼，
夺我战友吴高群。
智勇双全好战将，
赤胆忠心为革命，
壮烈青春献大业，
英雄形象高山鹰。
抚州市档案局 冯绍样 周革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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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制度
魏光奇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在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成为一种有章可循的定制是在汉代。西汉初年，大官僚的子弟和拥有十万资产的富人商人除外）可以到京师作皇帝的侍从，进而补授其他官职。由于这种制度难以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所以后来实行自下而上的推选制度，即察举制。其办法是由各郡国及公卿向中央举荐有学问、有道德、有才华的各种人才，具体科目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各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之同籍的各地士人，评列为九等，作为朝廷除授官职的依据。由于各地的中正均为士族官僚贵族的成员，所以他们在评定士人品级时一般只重视出身门第而不重视才学，结果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阻塞了普通士人入仕的渠道，也不利于统治阶级选拔人才。
作为选官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都是建立在官员对于士人的主观性考察基础上的，必然缺乏公正。到了隋唐，一种凭借客观性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取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就是科举制。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在地方设立州、县学，其生徒可以“升进于朝”，参加秀才、明经科目的考试，由此而取得官职。各州也可以保荐文章华美的士人，参加考试。隋炀帝统治时期，又创立了进士一科，以考试诗赋为主，科举制度至此确立。
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代科举有两种:每年举行的称常举，由皇帝临时决定举行的称制举。科举考试分科进行，其中常举考试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等科目，分别考试文章、诗赋、儒家经典、律法、书法、算学、历史等内容。在以上各科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而进士科又较明经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唐代重要的官员大多出身于进士，考上进士者被视为“登龙门”。常举考试由吏部主持进行（唐玄宗时改为由礼部主持），参考的士人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子监（国学）和地方州、县学的生徒;二是所谓乡贡，即在家自学有成的士人。后者须自己向州县申请荐举，经考试及格后由州县贡到中央参加考试。制举科目有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参考。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给以官职。
宋代和元代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宋代进士和其他各科的功名分为“及第”和“同出身”两种，后又改为“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三种。宋太祖时建立了殿试制度，即礼部考试后由皇帝亲自在殿廷再次进行考试，由皇帝赐给功名。北宋时，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他们也都可称状元。南宋以后，改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宋代科举考试仍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考试分为州府试（解试）、礼部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至元代，这三级考试称为乡试、会试和御试。元代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项有历史影响的改革，即儒家经典经义的考试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明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同学校制度紧密结合，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此外，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为主，其文体采用八股文。由于明代科举制度基本为清代所沿袭，所以其具体情况可以参见下文关于清代科举的叙述。
二、清代的学校
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所以，要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学校制度。中国古代在孔子之前没有私学，教育机构皆为国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春秋之前实行世官制度，贵族子弟入学校学习，“学而优则仕”。战国以后，世袭身份制度逐渐打破，与此同时私学兴起，出身平民和破落贵族而经由私学成才的游士遍天下，成为各国选官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汉代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下，选官也不由学校。如前文所述，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隋朝在地方建立了州、县学。唐代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招收官员和普通民家子弟入学;与此同时，在京都和各地设立地方学校。此外，还设有弘文馆、崇文馆等贵族子学校，专门招收皇族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宋、元皆有国学，其生徒也同隋唐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生源。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官办和非官办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我们现代汉语中广义的学校。兹分述如下:
（一）私塾、社学、义学。清代童子启蒙教育，除富人延聘家庭教师教授子弟外，公共教育机构为私塾。私塾为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延聘儒生（一般为秀才或老童生）担任教师。私塾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程度高的也选讲《四书》《五经》。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明初曾下令民间五十家设立一所社学，延聘教师以教育民间子弟，后废弛。清初复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择聘文行优秀者充当社师，官府免除其差徭，并酌给薪水。后来，这一制度也逐渐废弛。义学一般为地方社会或急公好义的人士集资创办，所以补社学之不足，专收孤儿和家境贫寒的生童入学。上述各学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称童生。
（二）府学、州学、县学。府、州、县学属于官学，由国家出资设立。童生经过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者，称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换句话说，清代的生员（秀才），也就是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府、州、县学皆由朝廷设置正副学官。其正学官，府学为教授，州学为学正，县学为教谕;其副学官，不论府学、州学、县学，皆称训导。学官既是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官员，同时又是教师。他们一方面负责教授在校生员的学业，同时又负责管理本府、州、县的所有（在校和不在校的）生员。生员有品行不端或违反法纪的，首先交学官处理;情节严重须要按刑律处罚的，首先革去生员功名。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科举制中的初级考试，每三年录取两次。各学录取生员皆有定额，按各地的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别，自七八名至三四十名不等。如果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 “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 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 “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 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 ———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 “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 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五、清代科举制度的得失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 “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 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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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在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成为一种有章可循的定制是在汉代。西汉初年，大官僚的子弟和拥有十万资产的富人商人除外）可以到京师作皇帝的侍从，进而补授其他官职。由于这种制度难以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所以后来实行自下而上的推选制度，即察举制。其办法是由各郡国及公卿向中央举荐有学问、有道德、有才华的各种人才，具体科目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各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之同籍的各地士人，评列为九等，作为朝廷除授官职的依据。由于各地的中正均为士族官僚贵族的成员，所以他们在评定士人品级时一般只重视出身门第而不重视才学，结果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阻塞了普通士人入仕的渠道，也不利于统治阶级选拔人才。
作为选官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都是建立在官员对于士人的主观性考察基础上的，必然缺乏公正。到了隋唐，一种凭借客观性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取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就是科举制。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在地方设立州、县学，其生徒可以“升进于朝”，参加秀才、明经科目的考试，由此而取得官职。各州也可以保荐文章华美的士人，参加考试。隋炀帝统治时期，又创立了进士一科，以考试诗赋为主，科举制度至此确立。
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代科举有两种:每年举行的称常举，由皇帝临时决定举行的称制举。科举考试分科进行，其中常举考试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等科目，分别考试文章、诗赋、儒家经典、律法、书法、算学、历史等内容。在以上各科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而进士科又较明经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唐代重要的官员大多出身于进士，考上进士者被视为“登龙门”。常举考试由吏部主持进行（唐玄宗时改为由礼部主持），参考的士人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子监（国学）和地方州、县学的生徒;二是所谓乡贡，即在家自学有成的士人。后者须自己向州县申请荐举，经考试及格后由州县贡到中央参加考试。制举科目有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参考。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给以官职。
宋代和元代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宋代进士和其他各科的功名分为“及第”和“同出身”两种，后又改为“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三种。宋太祖时建立了殿试制度，即礼部考试后由皇帝亲自在殿廷再次进行考试，由皇帝赐给功名。北宋时，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他们也都可称状元。南宋以后，改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宋代科举考试仍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考试分为州府试（解试）、礼部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至元代，这三级考试称为乡试、会试和御试。元代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项有历史影响的改革，即儒家经典经义的考试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明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同学校制度紧密结合，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此外，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为主，其文体采用八股文。由于明代科举制度基本为清代所沿袭，所以其具体情况可以参见下文关于清代科举的叙述。
二、清代的学校
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所以，要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学校制度。中国古代在孔子之前没有私学，教育机构皆为国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春秋之前实行世官制度，贵族子弟入学校学习，“学而优则仕”。战国以后，世袭身份制度逐渐打破，与此同时私学兴起，出身平民和破落贵族而经由私学成才的游士遍天下，成为各国选官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汉代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下，选官也不由学校。如前文所述，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隋朝在地方建立了州、县学。唐代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招收官员和普通民家子弟入学;与此同时，在京都和各地设立地方学校。此外，还设有弘文馆、崇文馆等贵族子学校，专门招收皇族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宋、元皆有国学，其生徒也同隋唐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生源。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官办和非官办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我们现代汉语中广义的学校。兹分述如下:
（一）私塾、社学、义学。清代童子启蒙教育，除富人延聘家庭教师教授子弟外，公共教育机构为私塾。私塾为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延聘儒生（一般为秀才或老童生）担任教师。私塾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程度高的也选讲《四书》《五经》。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明初曾下令民间五十家设立一所社学，延聘教师以教育民间子弟，后废弛。清初复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择聘文行优秀者充当社师，官府免除其差徭，并酌给薪水。后来，这一制度也逐渐废弛。义学一般为地方社会或急公好义的人士集资创办，所以补社学之不足，专收孤儿和家境贫寒的生童入学。上述各学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称童生。
（二）府学、州学、县学。府、州、县学属于官学，由国家出资设立。童生经过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者，称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换句话说，清代的生员（秀才），也就是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府、州、县学皆由朝廷设置正副学官。其正学官，府学为教授，州学为学正，县学为教谕;其副学官，不论府学、州学、县学，皆称训导。学官既是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官员，同时又是教师。他们一方面负责教授在校生员的学业，同时又负责管理本府、州、县的所有（在校和不在校的）生员。生员有品行不端或违反法纪的，首先交学官处理;情节严重须要按刑律处罚的，首先革去生员功名。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科举制中的初级考试，每三年录取两次。各学录取生员皆有定额，按各地的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别，自七八名至三四十名不等。如果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 “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 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 “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 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 ———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 “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 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五、清代科举制度的得失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 “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 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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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武举制度概述
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否则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议论腾起。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倪元路、方逢年等主持复试。复试后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授副总兵职。明代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传说他“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据清人王应奎说，熊迁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就文，又中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广乡试第一名，明年登进士。“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这在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
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
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
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
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
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
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干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
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
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憩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二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楮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干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我们把清代文武两科状元的籍贯对照一下，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方化差异。清朝文科会试也是一百一十二科，状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苏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东六名，河北、广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陕西各一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显而易见，从整个比例来看，武状元是北方多，文状元则南方领先。河北省武状元三十二，文状元仅四名，与此相对，江苏省是文状元四十九，武状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长，至少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山东、浙江两省发展相对平衡，这两省文武基础都比较好，两科状元的比例显得合理一些。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目前能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北任邱哈攀龙；壬申科状元河北献县哈廷梁；丙戌科状元河北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同治甲戍科状元河南西平张凤呜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县张万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
清朝武科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和轶闻，有些是值得介绍一下的。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瑔，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
江苏泰州人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上面谈到，武科鼎甲统计为三百三十六名，而实际上状元是足额的，榜眼、探花有缺额者，大抵在遇到确实不得其人的时候，便留下空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发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状元河北晋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隽姜国仲，探花虚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状元四川华阳彭阳春、榜眼河北静海岳汝忠，探花虚缺。因特殊原因而丢失了鼎甲荣誉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试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称为“传胪”，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青均以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陕西神木秦钟英被推补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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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东乡县政协文史的可笑文集《王安石故里上池村》
疑义可以相与析，谎言不要再继续
徐恒堂
日前，有人送我一本东乡县印的文史资料第20集，名曰《王安石故里上池村》。
本来，对王安石故里之争已无兴趣，因为王安石故里在临川县城盐埠岭（现抚州市城区内），历史已有定论，许多宋史专家已有大量考证，王安石本人也有多篇诗文谈及，铁证如山，无须再去争论什么。然而，有人对我说，书中点了你的名，你看看吧。于是翻翻书本，果然，此书第87页，对我进行了严肃“批判”。记得早些年，已看到过这种“批判”，但我当时没有放在心里，一笑了之。然而，被称王安石后裔的人（不知他是王安石哪一个儿子生的后裔）又一次指名道姓地打上门来，我如果再无动于衷只付一笑的话，恐怕就显得不那么礼貌了。
于是，晚上，我坐在床上，浏览了一下此书中的三篇文章（没有看完全书）。看了后，忍不住还是写了后面几句话，算是对“王安石后裔”回个礼吧。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安石后裔”指责我对其进行攻击，查我所有的有关王安石的文章，都没有对其进行过人身攻击。如果说“嘲弄历史”这句话也算是人身攻击的话，那就曲解了我说话的原意。这句话是指学术观的问题（搞历史虚无主义，嘲弄历史的人，在现今社会已不鲜见），丝毫不存在“恶语伤人”的“攻击”问题。我不认得此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私怨，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攻击。学术争议归争议，终归是学术观的问题，如果进行人身攻击，那就不是学术的问题而是需要法律来调整的问题了。
一，关于东乡县志“说明王安石故里在上池”的问题。
县志是官修的地方志书，其权威性高于野史和个人撰修的乡土志。《王安石故里上池村》一书列出明清朝代的东乡县志，来证明王安石故里在上池村。然而，恰恰相反，官修的《东乡县志》，明确的证明了王安石故里不在上池村。如：
1、书中（指《王安石故里上池村》一书，下同）第17页引用明嘉靖版《东乡县志》记载：“荆公山在县南二十二都，传云王荆公家于其下，今考上池王氏谱牒，乃公季弟王安尚之子（王）旂（迁）徙于此里甚明，荆公或居与否，未有证据。
上面引用的话，有上引号而没有下引号，也就是“据”字后面没有引号。中间又用括号加了两个字，因此，上面的引文是不是原文，我没有去查。但无论引用的是否为原文，有一点可以确定，“王荆公家于其下”，只不过是一种“传云”，就像传说王安石是狐狸精出世一样毫无意义。王安尚的儿子王旂迁于斯地，是甚为明了的。“荆公或居与否，未有证据”。这就明确地说明，上池不是王安石的故里。
2、书中第95页引用清同治版《东乡县志·疆域》中的记载：“延寿乡同析自临川……二十二都为图二，山凡十一而荆公之宗族，千子之里居，实在其间……”。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段话少了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不知是作者故意所为还是不知道如何为古文点标点。我们先把标点符号点完全，再来看这段话的意思。“延寿乡同析自临川……二十二都为图二，山凡十一。而荆公之宗族、千子之里居，实在其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延寿乡是从临川划过来的，二十二都有二个图（图是区划名——笔者注），有山十一处。而荆公的宗族、千子的里居，实在其间。
由此可以明确地看出，延寿乡二十二都是王安石宗族的里居，而不是王安石本人在生时的里居。
王安石宗族分居临川各地的更多，有十来村。如果把他宗族居住的每一村都称为“王安石故里”的话，那么在临川现区域就有十来个“王安石故里”，这是不是有点荒谬了？
二、关于对“乃存故宅于府”“车从时临焉”的理解。
书中第93页，引用了杨士奇写的《上池瑶田王氏族谱序》中的一段话：“而至宋，克明公性忱山水，悦珠峰之壮丽，乃存故宅于府，命子公达（王用之，字公达）堂构其下，公偕侄姓，车从时临焉。”这段话，作者解释为：“乃存故宅于府”说明此时盐埠岭有王克明的老宅，但不去住了，而是“命子公达（王用之）堂构其下”，王克明让长子王用之把新房子建在了明珠峰下，于是一家人新居长居上池村了。
作者的解释，强调了“堂构其下”和王克明存老宅于府长居上池，恰恰忘记了此段文字的整体性。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到了宋朝时，“性忱山水”的王克明，喜欢珠峰之壮丽，便叫儿子公达，在那里做房子，王克明偕同家族子孙，时常坐着车子带着侍从去那里。“车从”，即车骑和侍从。
完整地理解杨士奇此段文字的意思，就可以明确的知道：克明叫儿子去珠峰建房，并没有拆除临川城内的老房，而是继续住在老房内，只是时常坐着车子，带着侍从去新屋那里住住。如果长期住在上池的话，又何须“公偕侄姓，车从时临焉”？
三、关于“宋初，自府治迁徙于临川上池”的问题。
书中第93页引用《上池王氏族谱序》记载：“宋初，自府治徙于临川上池明珠峰西，其世址也……”。
这个引用里面，有一个问题和一个错误。一个问题是：没有指出是谁由“府治”徙于临川上池的；一个错误是：宋初没有府治却说宋初有府治。隋朝以前，抚州被称为临川郡。隋开皇九年（589）置抚州，抚州之名始此。北宋初年，抚州为南唐辖地。南唐灭亡，改抚州为军州。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改抚州军为抚州路。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改抚州路为抚州府，直到此时，抚州才有“府治”。宋朝没有设抚州府，也就谈不上有“府治”。没有抚州府，却硬要说“府治”，由此可见此序的不严谨。
四、关于对“吾庐”“异州”的理解。
书中第94—95页，引用了王安石《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一文，来说明王安石的故里在上池。我们先来看王安石这篇文章的全文：
某自扬州归，与叔父会京师。叔父曰：“大中祥符观所谓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钱为堂庖庑，已又为阁，置九曜像其下，从吾乞汝文，记其年时，汝为之。”
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东，以溪为隍，吾庐当丘上，北折而东百步，为祥符观。观岸溪水，东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虽异州，乐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庐为之近者邪！虽其身去为吏，独其心不须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壮观游，阁焉，使游者得以穷登望之胜，使可望者不唯东南而已，岂不重可乐邪？道士之所为，几吾之所乐，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与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忧而慰吾思邪！阁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上文引自《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临川文集》第722页。
《王安石故里上池村》第94页引用王安石的这段文字时，错了几个字，“已又为阁”错为“乃又为阁”，“某少时”错为“安石少时”。书中在引用王安石的“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虽异州，乐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庐为之近者邪”之后，有一段解释文字，主要有以下几点：1、王安石是从上池到临川城去游览的。2、“吾庐”不是王安石自己造的房屋，也不是王安石父母所居住的房子，而是指其曾祖父的房子。3、抚州不是王安石及父母的异州，州是指其父母居住的地方。作者解释之后，得出结论：王安石父母等长辈长期居住之地不是临川城中，而是城外不甚遥远的某一村落。
这个解释和结论是不准确的，有些是错误的。
关于解释的第一点，作者断定王安石是从上池到临川城去游览，不知有何根据？请不要忘记，居住在城内，同样可以跟着长辈去游览本城的。
关于解释的第二点，这涉及到对汉字字义的理解。首先要明确“吾”是什么意思，查遍我书橱里所有的汉字工具书《辞源》《辞通》《辞海》《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注》《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有关“吾”的注释，都找不到“吾”是指“曾祖父”。“庐”是指屋舍。《汉语大词典》对“吾庐”的注释是“我的屋舍。”明白了“吾庐”的意思，就不难理解王安石文中“吾庐”的所指了。
关于解释的第三点，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异州”。这里的“异”，不是《王安石故里上池村》一书中有关作者理解的“异地”，而是“奇特”的意思。“州”，也不是作者理解的是指王安石“父母居住的地方”，而是指建在河边筑有城墙的城市，这里是指王安石故里盐埠岭宅旁汝水边筑有城墙的地方（抚州城墙在唐朝大顺元年始建）。“异州”的意思是建在河边筑有奇特城墙的地方，并不是作者解释的“抚州不能称为王安石及父母的异州”，而恰恰是王安石对其父母长期居住地抚州（临川）这座筑有城墙的奇特州城的赞赏。“虽异州，乐也”，意为“虽然是建在河边筑有城墙的奇特州城，却很有乐趣也。”。王安石在为其三舅吴藩《灵谷诗集》所作序文中说：“吾州之东南有灵谷者，江南之名山也。”从序文中所指灵谷峰的地理位置，更进一步印证了王安石所说的“州”，就是指抚州城即临川城，因为灵谷峰是在抚州城的东南，而不是在上池的东南。
王安石《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文中所描述的地理形势，准确无误地指明王安石的“吾庐”是在抚州城而不是在“城外不甚遥远的某一村落”
“城之东，以溪为隍，吾庐当丘上”。“隍”的本义是“城墙”。这句话的意思是：抚州城的东边，以抚河作为“城墙”，我的屋舍则在山丘上（盐埠岭）。
理解了“吾庐”“异州”“隍”等词，就能很好地理解王安石《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一文的意思了，也能判定作者关于“王安石父母等长辈长期居住之地不是临川城中”结论之错误了。
五、王安石有关诗文所说的“溪水”是不是“抚河”的问题。
《王安石故里上池村》一书中第96页在引用了王安石“东浮溪水渡长林”的诗句后，提出“抚河是一条大河不为溪，且在临川县西边……”。
王安石有许多诗文将抚河称为“溪”，如上面列举的《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一文，就有4处写抚河为溪。
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溪是小水沟，宽不过五米。而抚河的宽度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故抚河不能称为溪。然而，古人对溪的理解却不是这样的。如《三国志·吴志·朱桓传》“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广三十余丈，深者八九尺……”。
王安石《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和《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和有关诗文互相印证，完全可以得出王安石称抚河为溪的正确结论。王安石文中所写临川城地貌和人文景观的地理位置，完全符合临川城实际，没有丝毫差错。这里的“溪”，无疑是指抚河，没有可能是指其他溪水。“东浮溪水渡长林”这句，可以理解为王安石从盐埠岭家中出发，在家屋东边漂过抚河而去长林。
书中第98页提出汝水在东乡长林驿站附近，不知有何根据。但是，翻阅所有的史籍，均查阅不到长林驿站附近有称为汝水之河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的地图，都明明确确的标明了汝水、武阳水、宜黄水、宝唐水、临川水、金溪水的位置和流域。汝水即抚河，汝水下游称武阳水，这是非常明确的，不可能在临川境内还会有另一条汝水。也许有人会说，长林的汝水太小，上不了史籍，其实不然，无论是大小河流，均可以在地方志书、谱牒或古人的笔记中找到，因为小河下流，必为大河，而大河必有其源头。记载地理的史籍，是不会忘记大河源头的。
仍是书中第98页，作者在引用1438年杨士奇为上池王氏写的谱序后，提出杨士奇序中的“抚之临汝”是为“抚州临川的汝水河”。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抚之临汝”是指抚州之临汝县，不是指临川的汝水。抚州的临汝县即临川县。如果把临汝理解为汝水河，就没法解释杨士奇此文下面的文字了。
另外，我阅读过的《王安石故里上池村》一书中的三篇文章，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前后说法不一致，此文与彼文“打架”。为避免再被人扣上“恶语伤人”“攻击”的帽子，在这里就不列举了。
疑义可以相与析，谎言不要再继续。史学争议很正常，但是，说谎就缺乏史德了。如果王安石真的还有后裔存世的话，我想，说真话，才是发扬光大王安石的精神，如果老是说谎话，那就真的对不起你自己的祖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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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才子邓琨：半路出家的投资三冠王
（邓琨，北京大学英语系1989届硕士研究生。2004年被世界权威财经媒体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00年12月至2003年12月全球表现最为优异的10位基金经理之一，也是10人当中唯一一位亚裔当选者。）
美国纽约拉沙德资产管理公司(Lazard Asset Management)的执行董事、高级基金经理邓琨没有想到，他在全球股票基金经理中的地位从2003年的第八名一下子跃升到2004年的第一名。他所管理的“世界信托基金”，在过去一年、两年和3年的3类业绩排名中全部名列第一。根据独立金融信息机构citywire的评比，在2004年，邓琨管理的世界信托基金每月平均回报是1.93%，在661支全球股票基金中名列榜首，而全部基金的每月平均业绩为0.51%。在过去两年中，邓琨的基金每月平均回报是2.60%，在532支基金中名列前茅，而全部基金的每月平均业绩为0.92%。在过去3年间，邓琨的基金每月平均回报是1.75%，在424支基金中名列第一，而所有基金的每月平均回报为-0.24%。这是华人基金经理在国际金融界第一次获得3项第一的成绩。
今年41岁的邓琨自1993年开始从事证券投资，1997年加入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拉沙德。在这个古老的投资银行里，他共管理总价值10亿多美元的8支基金。其中4支为向机构投资者开放的单独管理基金。两支是有限合伙基金，为机构和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服务。两支是面向一般大众的封闭式基金。一是在都柏林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新兴世界基金，二为赢得3项第一的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世界信托基金。
邓琨说，与绝大多数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不同，他的投资哲学应归于另类。他认为，投资一家公司就像买东西，东西一定要好。而且“好的东西遍地都是。”但是，价格一定要最低。他总是想方设法买到比别人更加便宜的东西。“我总想比别人多走一步，总是问有没有更便宜的办法买到。”买到股票或基金后，他就督促被买的公司管理层改进工作，以增加对股东的回报。“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必要时推他们几把，让这些公司增值。”他把自己的投资策略定名为“深度价值策略”。
家庭影响爱好文学
邓琨出生于才子之乡江西临川的世代书香之家，外公涂公遂曾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弟子，后来任香港大学教授和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史研究所所长，是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
受家庭影响，邓琨原来爱好文学，对历史和哲学也感兴趣，一直梦想做一个文学家，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个基金经理。
1986年，邓琨成为北京大学英语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的英美文学专家陈瑞兰教授。在校期间，他几次获得五四科学论文奖。1989年硕士毕业后，他前来纽约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后来为了生存，他弃文从商，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国际金融硕士学位。但是，他始终认为，文学修养对他在投资上的成功帮助很大。他说：“文学帮助我认识和判断社会，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影响人的生活方式。”从外表上看，邓琨更像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商人。
投资理论自成一格
邓琨自1993年从事投资以来，赢多输少。1993年至1997年间，他在一家小型投资公司管理基金，成绩斐然，被美国投资银行美邦证券(Smith
Barney)连续5年评为系统内第一名。1997年他加入拉沙德后，成绩更是突出。邓琨把这些成绩归结为他的“非专业”和“变通思想”。
邓琨的投资原则有三：一是谦恭处事，随时求知，反复认识世界、国家、公司及其历史。二是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人们总会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三是坚信人定胜天，尽管成事在天，但谋事在人。
历史经验值得汲取
目前，华尔街的基金经理科班出身的很多，还有许多人是数学和工程学博士，精通数学、统计、物理和经济。而邓琨是半路出家，由文学转到金融。他说：“我走的另类投资之路。”
他从中国历史、文化中获得许多投资知识。他说中国哲学有博大精深的道理，就连中国的一些成语都可以用在投资上。例如，有一个成语是“见好就收”。邓琨给购买的公司管理层一段时间成长后，就将股票出手，再寻投资目标。另一个成语是“物极必反”。2001年初在美国股市大跌前，邓琨感觉市场已经到顶，就果断卖出股票，逃过一劫。
他喜欢读历史和政治书籍。他说，知道历史对当今投资很有帮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大多数基金不敢投资亚洲。但是，如果熟悉历史，就会知道亚洲经济会很快从风暴中恢复过来。“还是中国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避免风险居于首位
邓琨自从事金融投资以来，经历许多历史和市场巨变。有时在半小时之间，巨额投资就化为乌有。他说，做投资每天都在目击历史事件的发生。多次金融风暴的教训是，避免风险应放在第一位。
比其它人多走一步
邓琨与其它基金经理拥有同样的信息。但不同的是，他比其它人多问几个问题，向前多走一步。在找到好公司后，他总是问有没有更低的价格可以买到，总是想方设法用最低的价格进货。
他说，他的投资哲学与巴菲特不同。巴菲特有的股票并不便宜。而他的股票组合中全是低价购买的优质股票，度过风险的能力较强。
邓琨的深度价值策略受到许多投资者的信任。他管理的世界信托基金的大股东都是美国大机构。前几名是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德国银行(Deutsche Bank)、李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和华克维银行(Wachovia
Bank)。这些大学常写信给他表示感谢。信中提及，由于投资收益高，他们得以多盖教学楼、宿舍和发放奖学金。每当这些机构派人来了解情况时，邓琨就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投资理念。有一次当股市下跌时，他打电话告诉他的投资者。结果，有的学校不但不担心，还表示要多投资，令他相当鼓舞。
乐善好施回馈社会
邓琨家族的传统之一是乐善好施。外公和父亲信奉“君子成人之美”。他认为，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的命运。他曾帮助一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还曾经帮助两名中国大陆留学生获得实际经验。后来，这两人分别在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找到工作。
邓琨也经常捐款给教育机构。他刚向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捐过款。不久前他和太太邓真商定，以后的目标是每年将自己薪资的5%到10%捐献给基金会，帮助中国大陆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西方公司东方面孔
邓琨认为他的成就与所在公司的文化也有关系，拉沙德推崇明星文化。尽管拉沙德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美国公司，但公司的特点是放手让员工发挥。基金经理只要有好的主意，就可以尽量发挥，没有任何阻碍。
拉沙德公司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最大的私有老牌投资银行。该公司于1848年在美国纽奥良成立，第二年搬到旧金山，正好赶上黄金潮。此后，公司迁往他处发展。1852年，它在巴黎开展银行业务。1877年，它的伦敦办公室设立，纽约办公室也于1880年开业。它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目前，该公司管理几千支基金，总价值约800亿美元，绝大部分客户为机构投资者。客户包括大学、公司、州政府退休金和外国政府的退休金。
由于工作出色，邓琨去年被邀请加入拉沙德公司董事会，成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即公司的合伙人。在公司100多位合伙人中，邓琨是公司唯一一位华人合伙人。
(来源：美国世界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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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里汤家是耕读世家
文昌里汤家是耕读世家
龚重谟
对汤显祖的家庭，过去为人所知的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作为研究了汤显祖生平与著作的我，在《汤显祖大传》中却说是“耕读世家”，因此，我想有必要对汤显祖家族情况进一步说清楚。
从汤显祖父亲汤尚贤到天祖汤伯清前五代人学历最高只是秀才，没有人中举，更没有人做过官，还说不上是“门第高贵”；若说“世家即是世世代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文昌里汤家在临川城可算得上。但这个大家族已不怎么“富裕”。从隆庆六年（1572）由邻里燃起的大火，烧毁了文昌里故居，竟使他家过着“十载居无常”的日子。沙井新居是从三月动工到七月廿日移居玉茗堂，仅花了四个来月，凭当时的建筑施工水平，能建多大规模？有些工程是汤开远后来的续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了他的老师许重熙在公元1615年到临川拜谒汤显祖看到的居所说：“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这样的居所绝不是“高门大户”，只像是农家小院。汤显祖六十岁时曾向友人透露，全年一家可收租谷不满六百石，要养连同他兄弟们的家眷、佣人在内三四十口之多。故汤显祖“弃官一年，便有速贫之叹。”
我说汤显祖家庭是“耕读世家”，绝不是想当然的标新立异，而是有史料为据。据《文昌汤氏宗谱》载汤显祖侄孙汤秀琦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祖基复还记》中说：“予八世祖伯清公，感猎翠之报，以服道耦耕传家。值明初苛戳官吏，自矐其目，以避科举，葬宅后灵芝园。”“猎翠”本为翠鸟的一种，以猎食动物生存而得名。这里我理解为捕猎翠鸟；“以服道”谓潜心修道，也就是“读”；“耦耕”泛指农事或务农，当然就是“耕”。“以服道耦耕传家”明白告诉我们，他的家族从汤伯清开始就以耕读传家。汤秀琦这段话其大意说：我的八世祖（天祖）汤伯清，有感于捕猎翠鸟遭到报应的事，深信善恶终有报的天理，于是潜心修道读书，修养心性，耕田种地以传家。那时正是明代初期，朱元璋皇位坐稳后，杀戮功臣，屡兴文字狱。汤伯清为回避科举，竟将自己一只眼睛搞瞎。
对此事，汤显祖在《袾宏先生戒杀文序》中说得更加详细。该文内容说：在（临川）县城南门青云乡，有位捕猎翠鸟的少年，竟因为一位美丽的女人而死掉了。后来那位美女死时，变为像燕那么大的翠鸟从门户中飞出。伯清公听到此事，叹息着说：“鸟有灵性，修炼能成精。翠鸟遭捕杀都能报怨于人，何况还有比翠鸟灵性更高的其他生物！”伯清公从此戒荤吃素，不穿用动物皮制作的鞋而穿草鞋，常年耕作于田野。不准家中妇女佩戴珍珠和用翠鸟羽毛制作的饰物。他担心残害了生灵，死后会遭到报应。
文章说出了汤家自汤伯清始从事耕的原因，似乎带有荒诞迷信色彩。然汤显祖家庭尊道拜佛，相信因果报应是他们的信仰。汤秀琦是汤显祖的侄孙。汤秀琦称汤伯清为八世祖，汤显祖则称汤伯清为六世祖。若说“五代承泽，方成世家”，从汤伯清到汤显祖已是第六代，到汤秀琦这一代是第八代，不称“耕读世家”应称什么？
“耕读”是中国农耕社合最普遍的生计模式，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康农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图景。临川文昌里汤家正是这样家庭：六世祖（天祖）汤伯清在学界有名望，好善乐施，捐赀赈饥，并以耕读“义方垂训”，形成家风。汤显祖高祖汤子高公，曾祖汤廷用，继承耕读不求功名，好善乐施的家风。曾祖廷用勤学也不入科举。祖父汤懋昭，博览群书，有“词坛名将”之称。四十岁后，离开城东故居，到城郊酉塘庄过着隐居生活。汤显祖有《酉塘荘池上怀大父作》诗云：“琴书久寥寂，桑麻岁兹长。风霜乔木阴，雨露丘園怆。”“琴书”即弹琴读书；“桑麻”泛指农作物或农事。这正是其祖父在酉塘过“耕读”生活的写照。汤显祖父亲号承塘，表示要继承酉塘志，但对“读”的追求发生了变化。上几代的“读”仅为懂得做人道理，汤尚贤则规划他们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汤显祖正是按其父愿望积极投入乡试和会试，但“耕读传家”仍在传承。汤显祖有《粒粒歌》一首，是在去世前一年写给三儿汤开远的。诗云:
米粒粒，我所入，不爱惜之真可泣。
书篇篇，我所笺，不爱惜之真可怜。
何足可怜何足泣，窖粟藏书争缓急。
清远楼头笑一场，后辈谁开玉茗堂？
无人解种丰年玉，不作书囊作饭囊。
“米粒”是“耕”的收获，是立命之本；“书篇”是造就灵魂的工具，明白做人道理。他教导后人，若不爱读书，便不能以文章名世，那只有不开玉茗堂，但也应作社会有用的人才，不要作社会的酒囊饭袋。诗督教后人要爱惜粮食和书籍，念念不忘“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又在《望耆儿二首》诗中说：“游闲不是儿家业，大好归来学种田。”从诗可联想：如果汤家没有从过“耕”，何谈“归来学种田”？徐朔方先生说得对，临川文昌里汤显祖家族“是不脱离生产，所谓耕读传家的一户乡绅地主。”
在“耕读传家”的环境中成长的汤显祖，“耕读”思想对他的一生为人和为官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将“耕读”作家风传承，为官后还作为治理地方的施政目标。他抵任遂昌的第二天，就到青云坊和一个姓苏的秀才聊“耕读”事，后又下乡劝农耕：“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年学种田”。汤显祖就是要把遂昌治理成“耕读传家”的县。
纵观汤显祖的一生，在他十来岁和金溪谢廷谅在家塾同窗时就想做隐士，对应举八股文不感兴趣，涉猎古文词赋。谢在为汤显祖的《问棘邮草》诗集作序时，写到青少年时代的汤显祖，不愿交乡绅地主、地方官吏等贵达，却爱和不得志的读书人做朋友，习惯过普通老百姓的朴素生活；对因穷困而盗窃的“盗贼”寄予同情；看不起私人财产，时常没钱用；有钱时，常分钱给他人。他弃官归家多年后，遂昌有人到临川看望他，此时的汤显祖已和东晋陶渊明一样，日落后扛着锄头回到家里：“今朝得见柴桑叟，落日寒园自荷锄。”因此，“不耕不耘，不稼不穑”并非历史真实的汤显祖。
汤显祖家庭是否是“耕读世家”？重要的不是看汤显祖“打小”是否从了“耕”？从了多久的“耕”？重要的是“耕读”观念对汤显祖思想与人生道路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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