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但由于王安石在临川的故里，历经千年沧桑巨变，已经漫灭无寻。
古时抚州城的东面有一座城门，因为历来是卸盐之地，人们就管这座城门叫盐埠（又作步）门。距离盐步门不远处有一座小山坡，为抚州城中香楠峰的一个余脉。因卸盐之地就在这座小山坡的坡脚上，这小山坡便顺理成章的被人们叫做盐埠（又作步）岭了。《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六里说：“香楠山，在府治前。楠，亦作柟。先时山多柟木，因名。----盐步岭即香楠之东峰也，旧为卸盐场，因名。----”。郡乘云“五峰，即五老峰，在郡城之南，旧城因峰筑基，今城毁而峰岭犹存。东南一峰最高，名青云第一峰。又按州城地脉，自青云峰、萧家岭、盐步岭、天庆岭迤逦而北为府治，此亦谓五峰是五老峰，为府治之案山也。”曾经的盐埠岭芳草鲜美，绿树如烟，是人们居住的好地方。
王安石的故里就在城东盐埠岭，本已是千秋定论，近年来忽然有人出来“考证”出王安石故里在东乡上池。虽然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指责此说荒诞无据，事件本应该就此平息下来，但某些人还是乐此不彼，执迷不悟，造成了一些很坏的影响。在此我想就王安石故里再来谈谈，以此证明其故里在城东盐埠岭的准确可靠。
从王安石出生地说起
要知道王安石出生在哪里，首先我们得弄清楚王安石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宋史·王安石传》云“元祐元年(1086年)卒，年六十八，谥曰文。”元祐元年往上推六十八即是天禧三年（1019年），故清人顾栋高在《王荆公年谱》中谓“王安石生于天禧三年九月二日”。然而，这种说法，遭到古人否定，清代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有“王安石传误”一条考证说：
王安石传：“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王明清《挥麈录》言：“国朝名公，多下厄于六十六，介甫亦其一也。”吴曾《漫录》谓“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李壁亦言：“介甫生于天禧五年辛酉。”自天禧辛酉至元祐元丙寅，实六十六年，非六十八也。《长编》载王安石移书吕惠卿曰：“毋使齐年知。”冯京与安石俱生于辛酉，故称为“齐年”，此其明证。
此外，宋人王銍在其《四六话 》中说：“王荆公与吴冲卿丞相同年同歳又修婚姻之好。”吴冲卿即建州人吴充，《宋史》载其“元丰三年（1080年），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卒，年六十。”元丰三年往上推六十年正好是天禧五年（1021年），今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〇《王公进退自安》条记载“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或作十二日）辰时生”，吴曾两宋之际抚州崇仁人，著名学者临川人邓名世之弟子，因此他所说的时间最为准确。
现在弄清楚了王安石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公元 1021年12月18日），那么王安石又是出生在哪里呢？最先提出来的是临江军，即现在的樟树市。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载：“《临江府名宦志》曰：王益，字损之，临川人，荆公父也。宋天禧中判临江军。《清江县古迹志》曰：维崧堂在府治内，宋天禧中，王益为临江军判官，其子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又《县志》载：王直《科甲题名记》曰：宋天禧中，王公损之判临江军，其子荆国文公生于此。诗书福泽，积久而弥昌，文章之华，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后来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生他郡”条）云：“宋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王荆公生于临江，岂衙署风气厚，多毓贤人耶？”王直、朱国桢所论当时根据临江军和清江县方志而言，而且这个观点还有更早的版本，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临江军·景物下》载：“文公堂，天禧辛酉，王益，损之，为军判官，其子荆公实生于此。”据此，可见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自南宋就有这个传说。但方志先说是在文公堂，后又说在维崧堂，二者又未能说明为同一个地方。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正能够解释王安石出生于临江一说是没有可靠的文献可查的传言而已。
最先提出异议的是网友赤山先生，其《王安石生地考：诞生临川说》一文，通过王益任职时间排列，并结合宋代选举制及磨勘制，得出王安石生地时其父亲王益已经不在临江通判任上，提出王安石诞生于临川的观点。此文一出，有好事者马上将王安石出生地在“维基百科”等处，修改为王安石“生于江南西路临江军新淦县 ”，实在让人哑然失笑，好像王安石就不该出生在临川本地似的。
先让我们来确定一下，王益为临江军判官的具体时间。王安石的《先大夫述》云：
祥符八年，得进士第，为建安主簿……为判官临江军，……领新淦县，……改大理寺丞，知庐陵县，又大治。移知新繁县，改殿中丞……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丁卫尉府君忧，服除，通判江宁府，阅两将，一以府倚公办。宝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弃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
王安石虽然没有列出其父亲具体任职的时间，但是我们根据一些已知的时间，则可以排列出王益任职时间了。我们知道：王益于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第；据《广东名宦志》记载：“天圣八年（1030年），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三年以忧去。”；王安石在《伤仲永》文中记载：“明道中，（王安石）从先人还家。”公元1032年、1033年、1034年这三年为北宋仁宗皇帝“明道纪年”；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中“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有之句，“建昌”为后人刻书之误，其实是“建康”。丙子年为1036年，也就是说王益在1036年内丁忧期满，第二年至南京任职。再根据宋人为官三年一届的情况，可知，王益第一任建安主簿是从1015年至1018年三年；第二任判临江军是从1018年至1021年三年；第三任领新淦县是从1021年至1024年三年；第四任知庐陵县是从1024年至1027年三年；第五任知新繁县是从1027年至1030年三年；第六任出知韶州是从1030年至1033年未满秩；丁卫尉府君忧期是从1033年至至1036年三年；第七任通判江宁是从1037年4月至1039年2月，任职共一年十个月而不幸逝世任上。
王安石在《送陈兴之序》云：“先人为临江军判官，实佐今驾部员外郎陈公(执古)。其后二十五年，公之子兴之主泰之如皋簿，某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后二年归京师，兴之亦以进士得嘉庆院解，复遇之，相好加焉。”在《比部员外郎陈君墓志铭》又云：“初公为临江军，先君为之佐，其后二十五年，某得主簿于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义不可以辞无铭也。”我们知道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同年授淮南节度判官。如果包含王益出任临江军判官那一年至庆历二年，连头到尾刚好二十五年，因此天禧二年（1018年）王益出任临江军判官的推理是对的。
如果按照《宋史》及顾栋高“王安石生于天禧三年”，那么王安石生于临江军就毫无疑问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王安石是生于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这就会有着不一样的结论了。
王安石无外乎是临江军清江县、临江军新淦县、抚州府临川县故里三地出生，三选一，那一种可能性会大呢？要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人性化，应考虑工作、生活、习俗等多种因素。我们知道，当年三月中进士后，至少要延迟两月授予官职，那么王益的第二任临江军判官，也应当在五月之后了。如果是王益任临江军通判在五月至十一月间，那么王安石出生时其父亲临江军判官任期已经结束，王益调任新职，他肯定不会将王安石母亲单独留在此地分娩，自然王安石不会生于临江军府治内；但如果王益的临江军判官需在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结束，也就意味着王安石母亲可能要在此地分娩，但细想王安石也不太可能会出生在此地。因为王安石母亲如果在此分娩就意味着她将要在此地守月子，而就在同时王益又要调任新职，是不是会造成王安石母亲单独留在此地守月子的窘状呢？因此说王安石是不会生于临江军府治内的。那么他会不会生于临江军新淦县呢？这个有可能，但机率会比临川故里小。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在一个任期结束履历新职之时一般会往后推一些时间，不是衔接得那么紧密。这是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要进行绩效考核，也就是所谓的磨勘制；各地官府要上报官职缺额，朝廷才好统筹分配；官员任期结束还可能有个短短的假期等等都影响着官员担任新职的时间。比如说王益任建安主簿是五月份，他任临江军通判可能是六月份，而他任新淦县则能是七月份。而当他们接到通知后，出发到目的地，一路旅途也需要些时间，所以他们实际到任则还会更晚一些。因此，倘若王益在临江军判官任上五六月份到期，王安石母亲怀孕也已经有四五个月了，在不知自己任职下一站在哪里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任职途中颠簸之苦，而临江军清江县距离临川故里尚不到一百公里，水路也非常方便，再算一下，预产期在十一月中旬，距离过大年也仅仅一个来月，过年和家人欢聚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习俗，此时的官员们也有个小年假，离老家近的官员往往选择回家过年。将王安石母亲放到老家分娩才是上上之选。王益后来调任临江军新淦县与抚州府崇仁县交接，也离老家很近，看来当时朝廷也人性化，也让官员离家里近好有个照应，这更有利于王安石母亲在老家分娩。
王安石母亲回乡分娩有诸多亲友照料，如果留在外地，恐怕连王益的母亲都不方便去照顾儿媳。因为老家还有王益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甚至还有王益其他几个兄弟的孩子，此外还有不少家庭杂务，如果走了她家里很多事情面临着无人料理。因此让王安石母亲回老家，婆婆也就好照料。从王安石与祖母的感情也可见一斑，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云“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王安石久别归乡，祖母握着王安石的手，高兴得眼泪纵横，由此看来祖母与王安石的感情异常深厚，虽说孙子都是亲的，但从一出生一直带到六岁的孙子亲厚程度自然就不一样了。
我们再看看王安石手下的大弟王安国，他出生于天圣六年（1028年），竟然与王安石相差七岁，这个玄机，说明王安石母亲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在王益身边，也就是说王益在新淦县和庐陵县两任期间，王安石母亲都呆在老家。很明显王安石在老家出生和成长。直到天圣五年（1027年）王益出任四川新繁知县时，离老家远了，王益才带母子一同前去。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蜀道有梓潼神祠，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有王提刑者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据此，可知王安石随父亲在新繁任上。《铁围山丛谈》还有一则逸闻说：
昔与小王先生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无后?”小王先生曰：“介甫天上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后?”归白鲁公。鲁公曰：“有是哉!顷有李士宁者，异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观，视卿大夫络绎登阶拜，睹一衣冠，亟问之曰：‘汝非獾儿乎?’衣冠者为之拜，乃介甫也。士宁谓介甫：‘汝从此去逾二纪为宰相矣。’盖士宁出入介甫家，识介甫之初诞，故 竟呼小字曰‘獾儿’也。”
李士宁是四川道士，王安石有《赠李士宁道人》诗。王益夫妻在四川与李士宁熟识，这则逸闻也说明王安石后来随父亲在新繁。同时可知王安石有个外号叫獾儿。《云麓漫钞》云：“荆公之生也，有獾出于市。一道人首常戴花，时人目为戴花道人，来访其父曰：‘此文字之祥，是儿他日以文名天下。俟至执政，当见之。’荆公父书于册，自后不少差，荆公甚神之。洎拜两地，道人果来曰：‘自此益得君，谨无复雠。’荆公扣之，曰：‘公前身李王也，戒之！’遂辞去。”此则故事详细的记录下了王安石出生的情节，如果说当时“有獾出于市”，那就完全符合盐埠岭的情况了，因盐埠岭是郡城东部入市的主要通道，距离市场也仅有数百米远。獾被拿来买卖那是常事，但必须从产房附近经过才有关联，如果是离市场较远的衙门，即使天天有獾买卖那自然不会与产房有何干系；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山水田园那就更是加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了。不仅如此，古籍中还这样记载，如《 邵氏闻见后录》说：“傅献简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宋稗类抄·文苑》也说：“世传(王荆)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有倾公生，故小字獾郎。”有獾进入产室，而王安石临川故里在郡城盐埠岭相比军治和县衙内高墙林立之地，这样的机率是不是更大一些呢！再联系上文“有獾出于市”，应该是獾在交易的过程中逃脱了，跑到了盐埠岭，钻进了产房，而这一现象又与王安石的出生产生了联想。
总之，我们认为王安石诞生于临川故里，居住地离集市很近，也只有郡城盐埠岭符合这种情况，更为可靠，因此我们说王安石的故里在临川郡城盐埠岭。
王安石自己谈他的故里
王安石在他的诗文里有没有谈到故里呢？其实认真查看一下，确实有不少呢！
明道二年(1033年)，王安石的祖父王用之去世了，王安石随父在临川守孝三年期满。期间他写下了《闲居遣兴》一诗，云：
惨惨秋阴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 愁消日月忘身世，静对溪山忆酒樽。 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馹骑此时奔。 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
这是王安石闲居在临川老家所写的诗。“荒城高处闭柴门”，据此可知王安石的老家的在一座小城之中的丘陵之处，与我们所说的它坐落在郡城盐埠岭上这一情况完全相符。
皇祐三年（1051年）后的一天，父亲王益的坟墓刚葬在南京将军山，而临川老家还有年迈的祖母，王安石挥笔写下了《过山即事》：
却过兹山已九年，江湖身世只飘然。曲城丘墓心空折，盐步庭闱眼欲穿。惨惨野云生陇底，萧萧饥马立风前。转多愁思摧华发，早晚轻舟上秀川。
王安石路过将军山，看到父亲的坟墓心情沉重，又联想到依然生活在临川的祖母甚是怀念。其中的“庭闱”一词是指父母及祖辈居住的地方，盐步庭闱，其实就是盐步岭老家的意思。这是王安石文章中最为明确的告诉我们他的故里所在地。
后来，王安石在京城送别刘和甫的时候写下了《送刘和甫奉使江西》一诗，云：
刘郎今日拥旌麾，传到江南喜可知。上冢还须击羊豕，下车应不问狐狸。无人敢效公荣酒，为我聊寻逸少池。亦见岭头花烂熳，更将春色寄相思。
显然，刘和甫对临川非常熟悉，诗中写到王安石在送别刘和甫的路上，刘和甫给他谈曾经来临川寻找王羲之的洗墨池之事，因王羲之的洗墨池坐落在盐埠岭的西侧脚下一高坡之上。诗中的“岭头”，是指盐埠岭上。王安石显然有告诉他说，盐埠岭就是他的老家，刘和甫惊诧之余，告诉王安石说，他同时也看到一盐埠岭上鲜花烂熳。此时此景，王安石思家之情油然而生，希望将这动人的春色来寄托他对老家盐埠岭的相思。
王安石不仅一次谈及他的老家在抚城王羲之洗墨池旁边的盐埠岭上。在他的《和张仲通忆钟陵二首》之一云：“逸少池边有一丘，西山南浦惯曾游。残年归去终无乐，闻说章江即泪流。”诗意即是：我的老家就在王羲之洗墨池旁边的山丘（即盐埠岭）之上，每当宦游或归里水路必经过章江，因此钟陵郡的西山和南浦曾经经常去游玩，如今我垂暮之年一说起章江便泪流满面，因为归乡之情让我始终闷闷不乐。在此，我们知道老年王安石对盐埠岭老家有着很深的眷念。
有一年他的一个小叔王孟来京，乡亲们希望王安石给新修的九曜阁写一篇记文，王安石答应了，这就是《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它为我们描述了王安石盐步岭故居的具体情况。文中说“ 临川之城中, 东有大丘, 左溪水, 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东, 以溪为隍， 吾庐当丘上。自北折而东百步, 为祥符观。观岸溪水, 东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 可望也。安石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 以为溪山之佳, 虽异州, 乐也。况吾父母之州, 而又去吾庐为之近者邪。”前面说到盐埠岭是一个小山丘，通过这里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盐埠岭北瞻抚河，东临溪水，“吾庐当丘上”之中的山丘在这里是指盐步岭，王安石的家就处在盐步岭上，距离祥符观很近，历代《抚州府志》中“邑里考”言郡城东隅即有祥符观，而盐步岭也在郡城东隅这与历史记载完全相符。
有人说这个庐，是王安石的祖屋，的确没错，这是在王安石的祖父王用之手上建造的，是当时盐埠岭上王家众多房子中的一栋。但是王安石少年就居住在这里，以及为官之后每次回来也都居住在这里，这就是他的家是没有半点疑问的。因此，王安石的《还自舅家书所感》的“行行过舅居，归路指亲庐。”和《与陈君柬》的“还敝庐，幸数对按。发日，更承出饯，宠以佳句，尤惭怍，不敢当厚意之辱。”及《答孙正之》的“节物峥嵘催岁暮，溪山萧洒入吾庐。”中的亲庐、弊庐和吾庐中的“庐”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盐埠岭故居。
王安石在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云：“返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出门信马向何许，城廓宛然相识稀。”这个“家”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吾庐”了。王安石回到家里，在堂前跪拜年迈的祖母，祖母握着他的手，高兴得老泪纵横。出了家门，骑着马毫无目的地在老家周围随便走走看看，城墙一目了然，非常真切，但是久别故里，路上认识的人却没有几个。“城廓宛然”一语道出了王安石老家在城廓附近，老家不是盐埠岭会是哪儿呢，在抚州那些山野僻地是不能看见更不能清楚地看见那些城廓的。
既然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中的“家”就是“吾庐”，那么王安石另外一首诗《到家》中的“家”必然就是“吾庐”了。《到家》诗云：
五年羁旅倦风埃,旧里依然似梦回。猿鸟不须怀怅望，溪山应亦笑归来。身闲自觉贫无累，命在谁论进有材。秋晚吾庐更萧洒，沙边烟树绿洄回。
有人说临川城内无猿，现在城里确实找不到野猿。但在古时是有的，古时临川城内有五峰，这五峰是香楠峰、桐林峰、青云峰、天庆峰和逍遥峰，五峰之下溪水纵横，田畴交错。而王安石的家盐步岭是与香楠峰相连的，属于它的支脉。所以临川城内时常有猿猴出没，曾巩在给家住临川城东的饶葆光的屋子题诗“清谈汝水孤猿夜，爽气麻源一叶秋。”就是一证。今天城里的五峰都夷为平地，变成水泥块，如果环境保护得好的话，或许还会有猿猴活动的迹象呢？坐落在深圳市民中心后面的莲花山，还时常发生野猴抢游人水果，甚至伤人的事件。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况且如此，更不用说古时的一个小城了。
诗中“沙边烟树”其实耐人寻味，根据抚州的土壤，什么样的水域才会形成沙地或者沙带？必须是江河或阔溪长期的冲刷才会形成沙地或者沙带。抚河的河床边必然有很多沙，而且除此之外，王安石故居旁边还有一条溪流。这条溪流其实很宽阔，在他的《闲居遣兴》中说“静对溪山忆酒樽”，《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中说“ 临川之城中, 东有大丘, 左溪水, 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东, 以溪为隍。”，能用溪作为城壕，可见这溪有那么大。王安石的《为裴使君赋拟岘台》中有“城似大堤来宛宛，溪如清汉落潺潺。”，陆游《登拟岘台》“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李壁认为王安石诗中说的“溪”是指抚河，我认为应该也是指王安石故居旁边的那条溪流，只是在李壁来时，这条溪已经连同南湖一起堰塞了。但不管怎样，仅仅是池塘以及小溪是构不成“沙边烟树”景观的。
王安石诗中所述的家和庐是符合盐埠岭的地理位置和特点的。盐步岭在临川的城内，也就是说王安石的家就在临川城内。且看下面三首诗：
次韵舍弟遇子固忆少述(时舍弟在临川)
归计何时就一廛，寒城回首意茫然。野林细错黄金日，溪岸宽围碧玉天。
飞兔已闻追騕褭，太阿犹恨失龙泉。遥知更忆河滨友，从事能忘我独贤
至开元僧舍上方次韵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溪谷溅溅嫩水通，野田高下绿蒙茸。和风满树笙簧杂，霁雪兼山粉黛重。
万里有家归尚隔，一廛无地去何从。伤春故欲西南望，回首荒城已暮钟。
寄曾子固
斗粟犹惭报礼轻，敢嗟吾道独难行。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以上三首诗都寄予了王安石的怀乡之情，其中两次出现“廛”字，廛的意思是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地，在这自然是指王安石自己的老家了。三首诗都提到“城”：寒城回首、回首荒城、荒城回首。和曾巩在临川的家里，写的诗《东津归催吴秀才寄酒》“荒城懒出门常掩，春气欲归寒不敛。”，《写怀》“荒城绝所之，岁暮浩多思。病眼对湖山，孤吟寄天地。”其中的“城”都是指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临川县城，也是古时的抚州府城所在地。王安石之所以回首荒（寒）城，是因为那里有他的家，在城内盐埠岭上。
庆历五年（1045年），王安石回乡在盐埠岭老家有一段时间闲居，他的十四叔即大叔子王盛刚好得了个新成立的南川县县尉的任命，王安石送王盛叔出行，并作《次韵十四叔赐诗留别》诗，云:“穷冬追路出西津，得侍茫然两见春。发策久磋淹国士，起家初命慰乡人。行辞北胭楼台丽，归佐南州县邑新。班草数行衣上泪，何时仗展却相亲。” “西津”一地，在抚州城的西面，去城五里，《舆地纪胜》“抚州景物上”称“（西津）在州之西，去城五里”。皇祐年间，王安石“祖母、二兄、一嫂，相继丧亡，奉养婚嫁葬送之窘，比于向时为甚。”（《辞集贤校理状四》），此时当是王安石为祖母回临川奔丧期间，居忧后，王安石的叔父王盛接受朝廷安排，赶去赴任，王安石跟叔父送别，一直随船追赶到西津，才惜惜相别。
王安石不仅故居在盐埠岭，而且在盐埠岭下还有王安石家的少许田地产业，尽管是在其曾祖王明及祖父王用之手上置下的产业，他的曾祖和祖父是城市平民，属于常住居民，置办田地是他们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
王安石的《次韵奉和蔡枢密南京种山药法》诗中说：“故畦穿斸知何日，南望钟山一慨然。”在《杂咏》四首之一中又说：“故畦抛汝水，新垄寄钟山。为问扬州月，何时照我还。”宋代李壁的注中云：“抚州城下，临水汝水合流。此公言去抚而居江宁也。楚公葬于江宁之牛首山。今言扬州月，则公意止在江宁，不复回首故畦矣。”，现在看来这条注释有误，据考古挖掘，王益之墓在牛首山附近的将军山，新垄，其实是指刚刚安葬的王安石母亲吴夫人的坟墓，他的母亲是安葬在钟山。“故畦抛汝水”的意思是原先的田畦荒芜在汝水边上。盐埠岭旁临汝水，古代岭下是一片田地，溪水由南而北的穿过，在家门口又很方便耕种，所以我认为这汝水边上的田畦就在盐埠岭下。
此外，王安石的《过故居》这首诗当为其晚年回乡时所作，与《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同时。《过故居》的“欲宿愧桑门”与《题正觉院箨龙轩》的“何苦归来问葛陂”之句颇为切合。结合二诗，回乡当日王安石可能没有在故居夜宿，原因是拗不过僧人的盛情相邀，改住盐埠岭斜对岸的正觉寺。
总之，通过王安石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王安石的故里是在盐埠岭，即今天的邓家巷附近。王安石自己说的是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不容置辩。
古人论王安石的故里
在这里有必要通过古人对王安石故里的记述，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北宋时期，有一位诗人叫谢逸作了一首词，即《望江南》，全词是这样的：
临川好，柳岸转平沙。门外澄江丞相宅，坛前乔木列仙家。春到满城花。
行乐处，舞袖卷轻纱。谩摘青梅尝煮酒，旋煎白雪试新茶。明月上檐牙。
谢逸(1068-1113)，临川城南人，他在城北筑有溪堂。该词抒写临川城中及其近郊的场景。“坛前”是指魏夫人仙坛，《复斋漫录》云“临川城南一里。有观曰魏坛。盖魏夫人经游之地。具颜鲁公诸碑。以故女真嗣续不绝。”；那么“丞相宅”，是指哪个丞相的住宅呢？当时临川出了三个宰相，即晏殊、王安石、曾布，这三人在临川城里都有住宅。晏殊故里虽然在临川县北的沙河村，但由于其父在城里当了个小官，故晏殊生长在临川城里，他的故居旧学坊处在今天抚州市内十字街大臣巷；曾布虽然原籍南丰，但其祖父曾致尧就已经迁居临川城里的香楠峰附近，曾巩与曾布故居的兴鲁坊就在此处（他们后来迁居临川后湖田），也就是今天的兴鲁坊路，抚州六中一带。但这二人的故居都不靠近抚河，只有王安石的故居盐步岭是临近抚河的，因此谢逸诗中所说的“丞相宅”必然是指王安石的住宅。王安石逝世于1086年，那时谢逸已经有19岁了，对王安石的故居自然是非常清楚，况且王安石的弟子临川晏防还是他的挚友，谢逸曾经为晏防的居所写过《淇澳堂记》呢！
南渡前后，著名诗人韩驹晚年寓居临川，有《送王秘阁》二首，云：
乌衣诸王吾早闻，晚涂独识和州孙。风流沓拖欲垂尽，文采陆离今尚存。奉祠乃是衰翁事，如君胡为亦为此。仆夫在门君疾驱，往献天子平边书。
右军池头鸧鸪呼，康乐台下栘柽疏。碧山学士此筑室，白发散人来卜居。身随沙鸥卧烟雨，十年无书上公府。枉作西班老从臣，看君才华不能举。
这个王秘阁就是指王棁，此诗在《能改斋漫录》等书中均作《送王棁》。王棁是谁呢？他就是王安石弟弟王安上的孙子。王棁曾任直秘阁学士，依诗所述王棁很年轻就辞官回临川筑室奉祠，王棁所奉之祠必然是盐埠岭上王安石的祠堂，而韩驹住在郡城香楠峰下的宝应寺与盐埠岭相距不逾二里，诗中的康乐台、右军池正是香楠峰及其余脉盐埠岭两座小山下的两个古迹，简直可以说韩驹与王棁邻居，因此两人熟识，韩驹以不能举荐王棁为憾！
在与临川有着密切关系的《复斋漫录》的作者（或为临川人），生活于两宋前后，他在谈到王安石关于老家及其外家的诗时云：“乌石岗距临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吴氏居其间。故诗云：“不知乌石岗边路，到老相寻得几回。”盐步门在荆公旧居之前，故诗云：“曲城丘墓心空折，盐步庭闱眼欲穿。”由于作者与王安石生活时间近，故此话一直都没有任何异议，而被广泛引用，如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蔡正孙的《诗林广记后集》中都有引用《复斋漫录》的这段话。
其后吴曾在他的《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部分，对王安石的故居和外家辟专条〔乌石冈、柘冈、盐步门〕云：“----，盐步门，乃抚州郡城之水门，卸盐之地。公旧居在焉，今为祠堂。公有诗云：“曲城丘墓心空折，盐步庭帏眼欲穿。”皆纪实也。故乌石冈、柘冈、盐步门，其名至今犹存。韩子苍（驹）《寄居临川，送乡人陈亨仲》诗云：“儿童共戏苦盐岸，老大相逢乌石冈”。”。吴曾是抚州崇仁人，曾随从寓居临川的韩驹、吕居仁等人游学；又是临川史学家、姓氏学大师邓名世的得意弟子，并得到他的真传，以考据精核严谨闻名，他的《能改斋漫录》和《辨误录》二书均能补唐宋史阙。并且他还告诉我们，王安石的旧居现在改为祠堂了。说明他是到过盐步岭的，对王安石的旧居非常熟悉。
李璧（1157-1222），南宋历史学家李焘之子，1207至1209年，他谪居临川，因作《王荆公诗文笺注》，该书捃摭搜采，具有根据。疑则缺之，非穿凿附会者比。李璧在注解王安石《过山即事》诗句“盐步庭帏眼欲穿”时，说：“抚州盐步门，即公所居。余尝至其处，今有祠堂。”李璧在注解他的《闲居遣兴》诗云：“此必未去临川时作，公年尚少也。公故居在一城之最高处，与余峨峰书堂相近。”李璧也是亲自到盐埠岭进行考察，确知王安石的故居的。此外王安石的《和张仲通忆钟陵二首》一诗，有“逸少池边有一丘”之句 ，李璧这样注释道：“右军墨池在抚州州学，距公居切近。”显然通过诗意和李璧的注释，我们可以清楚诗中的“丘”即是指盐埠岭，那里是王安石的老家。
宋代著名理学家抚州金溪人陆九渊（1139-1193）以及元代著名文学家抚州崇仁人虞集(1272～1348)为王安石的祠堂写有记文也是力证。
在陆九渊和虞集还真能找到这两篇文章呢！现将他们的文章节录于此，以供读者鉴赏。
陆九渊于1188年应邀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其中云：
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需要指出的是，陆九渊不仅是临川前廊村人吴渐的女婿，而且他的家庭还和盐步岭王家是姻亲。王安礼曾孙王瑊（1108-1180）的长女嫁给陆九渊的五哥陆九龄为妻子，陆九渊早年跟随陆九龄到抚州府学做侍读，抚州府学也在盐步岭下。因此，陆九渊对王安石的“故庐丘墟”再也熟悉不过了。
虞集大约写于元顺帝初年的《王文公祠堂记》，其述及建立祠堂的文字为：
至顺二年冬, 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达普花赤塔不台至那……明年, 故翰林学士吴公澄就养郡中, 过故宋承相荆国王文公之旧祠, 见其颓尔而叹焉。候闻之曰：“ 是吾责也。”乃出俸钱, 命郡吏……经营焉。……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按郡志, 宋崇宁四年（实为五年）, 郡守田登为堂于守居之侧, 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 郡守钱某更筑祠，而象山陆公九渊为之记。公故宅在城东偏盐步岭, 有祠在焉, 作而新之, 则侯用吴公之言也。……使人拜公之祠, 施公之象。诵公之文,考公之行, 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发焉, …… 其于人心风俗岂小补哉。
除此之外，虞集还在他的《临川晏氏宗谱序》中这样记载：“荆公子孙，四十年前尚见一二人，今祠下（盐步岭）亦有一二人耳。”。也就是说虞集有见过王安石的子孙，在至顺间临川盐埠岭王安石故居(荆公祠堂)旁，还住着王安石嫡孙二人，尽管这二人有可能是从南京一带回迁过来的，用来守望祖居及料理王安石祠堂的。王安石的后代当然清楚王安石的临川老家在哪里，虞集本人又与他们中的三、四个人有过接触。这明确的说明了虞集所说的“公（王安石）故宅在城东偏盐步岭”一语，不仅有确切的文献记载，还得到王安石的子孙的认可。从虞集到李壁、陆九渊、吴曾乃至韩驹、谢逸，随着他们与王安石生存的年代的拉近，他们与王安石近系子孙接触的机会也加大，也逐渐逼近事实真相，他们的言论同样是受到社会监督。可见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是受到当时社会所公认的。
明末清初之际，那时临川文坛还很昌盛，由抚州知州苏剑浦组织的“临川十咏”雅集和临川知县胡亦堂倡导的梦川亭诗会，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其中，吟咏王安石在盐步岭故居的人，计有八大山人、李来泰、丁宏海、李茹旻、张瑶芝、饶宇朴、揭贞传等十多个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佳作，这些佳作也是了解王安石故居有益的资料。现选其中两首，以飨读者。
王荆公故宅 后即故宅为祠，在盐埠岭。 八大山人
归到钟山问半峰，浮云深锁百花丛。故园桑梓仍盐阜，野老＋耘话相公。槐冷堂空罗有雀，笛催梅落调成宫。只今犬吠驴鸣地，犹忆沙堤晓雾蒙。
荆公故宅 李来泰
十年高卧此东峰，出处无端衅已丛。洛蜀党成终误国，熙丰法敝岂缘公。 争墩已赋三山石，记里犹传九曜宫。漫向春风寻旧泽，史书功过亦蒙蒙。
清代临川大才子李绂(1675-1750)，他不仅是乾嘉方志学的代表人物，而且他还是乾嘉考据学的先驱者。李绂有不少关于临川和临川人物的文章，王安石是他敬仰的乡贤，他曾多次著文为王安石的冤屈作辩护。他有一些文章也涉及到王安石的故居，如他的《清风门考》云：“ 清风门，即盐步门，旧为卸盐之地，故俗以盐步呼之，而门内小峰亦曰盐步岭。----至于晏元献（殊）、王荆国（安石）、曾文肃（布）三相国故居并在清风门内。荆国文公坊，在盐步岭前，曾氏兴鲁坊，在盐步岭迤西，元献旧学坊，在文公、兴鲁二坊之间。”又撰《清风门旧基考》云：“清风门在盐埠岭前, 故一名盐埠门, 与荆国公故居相对。荆公忆家诗有‘盐埠庭闺眼欲穿’, 之句, 其可据者一也。”
继李绂之后抚州金溪人蔡上翔(1717～1810)是研究王安石的著名学者，在其专著《王荆公年谱考略》里，涉及王安石故里的篇章，蔡上翔完全引用《抚州府志》中〔书王文公祠〕一文，并在其后云“记文公祠者多矣，此身后之文，拟别为一卷附之，惟此叙公像获存独详，因录于写真后。”在蔡上翔看来这些文章在王安石故里及其祠堂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不互为冲突，蔡上翔本来是想把关于王安石故里及其祠堂的文章，汇编在一起，并单独作一卷。东乡上池王交三逝世后，蔡上翔为这位挚友写了一篇《王交三墓志铭》，其中说“东乡上池王氏，荆公弟之安上之后也。”他和前人一样对王安石故里在盐步岭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需要作任何辩解。因此，关于王安石故里及其祠堂的总结文章，要不要汇编，考不考证对蔡上翔来讲都不重要，这应该是他后来没有单独附为一卷的原因。
自宋至清，无论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作家，还是治学严谨、精于考证的学者均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们王安石的故里在当时临川城里的盐埠岭。
志书说王安石的故里
抚州及临川的方志渊源深厚。据《江西古志考》一书，考证的都是一些佚志，其中列及抚州和临川的志书，唐以前有两种；宋代的方志正式步入繁荣期，据该书考证，这一时期抚州府志有十一种，临川县志三种之多；另外列及明初佚志也有两种。
就这些佚志来说，宋代有《（抚州）旧经》、《临川旧志》、《祥符（抚州）图经》、《前临川志》《临川志》、《抚州志》、《临汝志》、张贵谟纂《临汝图志》、嘉定《临川图志》、景定年间家坤翁修《临川志》、《抚州府图经志》等十一种；并有淳熙年间赵善誉纂《临川县志》、嘉定年间屠雷发修《临川县志》及淳祐之后一《临川县志》三种；明代有洪武《抚州府志》和《抚州府临川县志》各一种。可谓陈陈相因，连延不断，可信度很高，可惜都散佚，不过不要急，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南宋现存两部地方总志，就涉及王安石故居的问题。一部是《舆地纪胜》，作者是王象之(1163—1230)编纂，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其“王文公祠”条云：“在城内文公坊，本文公旧宅也，陆九渊作记。”又“王荆公故宅”条云：“在盐步门即公所居今有荆公祠堂。荆公过山即事诗“盐步庭闱眼欲穿”。“另一部是《方舆胜览》，作者是祝 穆(?～1255年)，成书稍晚于《舆地纪胜》，全书共七十卷。其“王文公祠”条云：“在城内，即公故宅。”这两本书所引用的必然是早于他们的抚州及临川志书及当时的其它文献资料，因此关于王安石故宅及其祠堂的记载是准确的。
虽说《江西古志考》所引抚州及临川的方志已经失传，但是这些志书往往会被一些其它综合类文献丛书所引用，如《永乐大典》就大量引用了南宋家坤翁于景定年间修纂的《临川志》和明代洪武初年编写的《抚州府志》，这二志对王安石故居的情况就有较完备的记载。
《永乐大典》所引家坤翁的《临川志》关于 “坊巷”一条云：“文公坊，在招贤、仁孝、兴鲁之间，以王荆国居此而名。景定中，提举史公绳祖于其间为晏氏立旧学坊。”；在“庙祠” 一条又云：“王文公祠，在文公坊之盐步岭。崇宁五年，郡守田公登因公旧宅创祠。淳熙中，丞相钱公象祖守郡重修，陆九渊记见集文”；《永乐大典》引用洪武初年的《抚州府志》在谈及抚州城九门时，说“东南清风俗谓盐步门，乃水门卸盐之地，王荆公旧居在焉，诗有‘盐步庭闱眼欲穿’之句。”在谈及抚州古迹时，说：“王荆公故宅，在盐步门，即公所居。今有荆公祠堂，荆公《过山即事》诗‘盐步庭闱眼欲穿’之句。”此外《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还记载了关于王荆公祠的一段逸事：“《梦五言七言诗》：庆元乙卯，长沙钟公震赴南宫，道经临川，谒王荆公祠，默然有祈焉。夜梦公教以诗，五言起，七言结，觉来惟追诵一联云：“君今如鸿鹄，万里去勇决。”明年登第归，刻石以传。文公祠有石刻。”
明清时期抚州府志和临川县志甚多，在涉及王安石故宅及祠堂时均与《永乐大典》所引二志大同小异，具有非常鲜明的沿袭性。明代弘治年间修撰的《抚州府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抚州方志书。该志涉及王安石的共五条，如下：
王文公祠，在府治东南盐步岭，宋崇宁五年郡守田登因公旧宅创祠；淳熙中郡守钱象祖重修；元至顺初监郡塔不台重建。
盐步岭，在城东南隅，旧清风门之内，其门俗呼曰盐步，以岭而名也。上有阁名曰清风，与王荆公旧宅相对。并引王安石、曾巩《清风阁》诗。
文公坊，王荆公居此。
王荆公祖卫尉寺丞墓，在灵谷山之东，后荆公属其旁城陂院僧，以掌扫祀施田，有石刻。
东南清风门俗谓盐步门，乃水门卸盐之地，王荆公旧居在焉，其诗有‘盐步庭闱眼欲穿’之句，吴虎臣《漫录》。
王安石祖墓在灵谷山之东部，现今金溪月塘，与古人文集和各家谱所述相吻合，弘治志书说“有石刻”，说明在编志书时那石刻依然存在。盐步门，即王安石旧居所在地，与洪武志所云一致，只不过该文字增加了来自于吴曾《能改斋漫录》的出处。再看看王文公祠与文公坊，其实都是一个地方，即王安石的旧宅，它坐落在郡城东南隅的盐步岭，与宋代和明初佚志所说的“王荆公故宅”完全吻合，说明弘治年间修撰的《抚州府志》之时以上的一些佚志还存在，相互沿袭的链条没有断。无论志书说王安石的旧宅还是王安石的故宅，他们都是指同一个地方，也即王安石的老家的房子，它处在盐步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王安石自小随父宦游各地，及至其父病逝于任上，王安石便随母亲、兄弟寓居于南京，他和他的父亲是不可能在临川再筑房子的，他的这个故居是其祖辈留下来的房产无疑。
以上所引的佚志和现存最早的弘治《抚州府志》，都是在正德之前，那时东乡县也没有成立，东乡县是明代正德七年(1512),割临川县的东乡部分置县的。当时的长寿乡和延寿乡等地均属于临川管辖，这些志书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东乡县建立之后《抚州府志》和《临川县志》的记载则多了一些内容，但也颇为公允。
目前我所知的，现存的《抚州府志》明代的除弘治之外尚有嘉靖、万历、崇祯年间的；清代的《抚州府志》从康熙至光绪间几乎各年号中都有一修；《临川县志》仅清代就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年间的。可见这两志一直得到续传，一般50-100年间就会重修了。在此仅需要引用一两种就可以知道整体情况。
明代万历时期的《抚州府志》在有一张景定年间（1260—1264年）绘制的地图，题名“景定州治图”， 上面绘有盐埠岭及“荆国公祠”。估计景定《临川志》当时还在，极可能是被收入《永乐大典》，因此能够复制原图。该志在记录“王文公祠”时，引用了一篇《书王文公祠》一文，说：“王文公祠在府治东南盐步岭，宋崇宁五年（1106年），郡守田登因公旧宅创祠，肖公像而祀之。淳熙中（1181——1185年），郡守钱象祖修葺，比旧加壮，为之管钥，隶于学宫，岁时祀焉。事见象山陆文安公记中。元至顺初（1330年）祠圮，草庐吴先生就养郡庠，过其祠而太息，言于监都塔不台，重加缮治，虞邵庵为之记。不知废自何时，祠宇为居民侵削，仅有存者。临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谱谍相沿为公弟安上后。国初（1368年）有名孟演者，为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顺、成化年间（1457——1487年），其孙宗琏两以遗祠转典与千户所王表者，并与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数百年，鲜完如故，若有呵护者，每一拜观，敛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认安礼之后，嘉靖廿五年（1546年），请托千户熊邦杰以力夺之，知县应云狱遂祭于其家。廿六年（1547年），府同知陈一贯复以米二石易荆国夫人像，并付之守祠者，犹记岁月直书其事于祠壁云。”。
以上记载人物、时间、地点、官职等等记录得非常详细，记录王安石的祠堂历代兴废及其画像流传，首尾明白清晰，言之凿凿，可以说这个记录是不会有误的。其中却说“临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谱谍相沿为公弟安上后。”这个志书本是成书于东乡建县之后，其不提东乡，只说是临川七十九都，显然，这句话是抄用明正德前东乡县还没有建立的书籍，如此看来这个记载是完全正确。
洪武年间当时临川上池人王孟演为抚州府儒学教授，于二十八年（1395）捐己资重建盐埠岭荆公祠时，请了同事、崇仁人江汉撰写了《重建王丞相祠堂记》一文，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上池为王安上后裔。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代万历四十年王凤翔光启堂刻本王安石文集，称《新刻临川王介甫先生文集》一百卷，十六册，原题“明丰城后学李光祚校，廿二世孙凤翔率男维鼎绣梓”，又封面题“万历壬子岁镌，抚东上池王凤翔校刊，藏於金陵光裕堂”。据此可知明代万历年间金陵知名刻书家王凤翔是东乡上池人，由他主持重刻伯祖王安石的文集，此本卷首除收有收绍兴刻本黄次山序、明茅坤题引、袁汝明序、李光祚序、嘉靖三十九年王沐序外，并附《王荆公本传》、《新刊宋荆公王介甫先生事略》，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收有《抚州府志书王文公祠记》一文。可见万历本《抚州府志》所收《书王文公祠》对王安石祠堂的兴废与争夺的记载是对的，也反映了“临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谱谍相沿为公弟安上后”所言无虚。
又据雍正罗复晋主修的《抚州府志》在原记后补注说“康熙六十一年，安上公后创祠原址。”可见，王安上后裔自明至清，对王安石祠堂出力甚多，这为争祠诉讼埋下了隐患，他们不惜篡改家谱来换取官司的胜利。此事江西省知名历史学家姚公骞早在70年代就作《东乡发现的王安石家书辨伪》一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争祠主要是有利可图，不单单是王安石祠堂，坐落在后湖田的曾巩祠堂同样发生了争祠的现象，此事也记录在陈九川主修的嘉靖《抚州府志》之中，在此不作细述。
清代晚期道光、同治的《临川县志》在《王文公祠》条均记载：“ 王文公祠, 祀王安石,在城东隅盐埠岭, 宋崇宁五年（1106年）州守田登因公旧宅建祠祀之。淳熙中（1188年）州守钱象祖新之, 陆象山记。元至顺初年（1332年）,祠圮, 吴草庐吴澄言于监都塔不台, 重加缮治, 虞集记。”它们在《王荆公故宅》一条均注云“在盐埠岭”。这些记载完全是因袭前志，从前志至后志都没有什么异议和不妥之处，王安石的故居在盐埠岭是古人的一个共识。
盐步岭上的王安石祠堂，在民国时期依然存在，蒋介石、何应钦等政要到抚州剿灭中共时还访问过王安石祠堂，在了解王安石的事迹后，蒋介石觉得王安石的治国方针很有用，将王安石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并指派专人研究王安石变法以供治国之用。由于中央的重视王安石祠堂得以重修，抗日战争中，祠堂被日军机炸塌；解放后，经历了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祠堂被彻底损毁，凡是上了年纪的知情人都知道这事，并亲眼见过王安石破旧的祠堂。后来祠堂门前石匾尚保留半块，碑文载“荆国”二字及“民国二十五年重建”字样，现保存在抚州市博物馆内。见证和遗物尚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地方志书所说的王安石祠堂坐落在郡城盐埠岭上是对的，更何况自古至今，临川乃至整个抚州在谈及王安石祠堂时也均指此地。另据宜黄、崇仁家谱记载宜黄层源有王安石的祠堂，那是王安石后裔所建，名“舒王祠”，时间是绍兴庚辰年，杜育德为记，同是纪念王安石的祠堂，名字不一样，自然混淆不到哪里去。
谱牒记载王安石的故里
王安石家族虽然有不少外迁出去的，但留在或者重新回迁抚州依然不在少数。他们迁居于抚州多个乡野，形成村落，这些村落大多有家谱传世。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家谱针对王安石故里的问题又是怎么说的。
临川展坪竹源十一修《王氏族谱》保留了一篇宋代绍兴二十七年写的一篇谱序，其中说：“不言他家之谱而言吾王之谱。夫吾王之家临川盐埠岭者自太原之永泰始。”又谱云，永泰公“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盐埠岭）。”该家谱将永泰公作为临川王氏始祖，则是错误的。在我们谈论王氏始祖时，王安石说“不知始所以徒”，曾巩也说“世久迁徒”，因此可以断定临川王氏始祖是比永泰公（指王安石所说的曾祖王明）要早，但后世没能追述到更早的祖先，只能以此人为始祖，这倒可以理解。但是说他“家临川盐埠岭”则不会有错，因为家谱分迁需要找到它的源头，况且人的寿命短，而一个祖居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甚至在他们修谱之时依然存在着。
临川孝桥璜溪三修《王家族谱》有言：“至于我族系宗永泰籍由浙江卜居城东盐埠岭，至四世而安石公产于临东盐埠岭。（此处小字记争祠之事，在此不做引用）由盐埠岭而庄居璜溪，为璜溪之鼻祖者即安石公五世孙之仕谦公也，即永泰公之九世孙也。（此处小字云：仕谦公是雱公四世孙，雱公无嗣，立安礼魏国公之孙、元浩公之子名棣为嗣，今居吾临者皆魏国公之苗裔也。）”由引文可知，孝桥璜溪乃是王安石之后，文中也说祖居是在盐埠岭，并且说王安石是出自盐埠岭，这当然绝无虚言了。
临川长岭黎王王氏是王安石弟王安礼之后，来看看这家的族谱是怎么写的。该谱一篇清代嘉庆十九年《三修族谱序》云：“古人三十年不修谱即谓之不孝，吾族始祖安礼公居于府城之盐埠岭，太和公迁于一都之林坊里厌城市之嚣尘，喜山水之俊秀，遂居之，今已传三十一代矣。”文中也是说王安礼出自盐埠岭，没有别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看临川高坪大坂，这也为王安礼之后。这个村谱名为《三公王氏族谱》，该谱载有《重修族谱增补分迁记》一篇云：“永泰公之居郡城盐埠岭，至四世安国公居瑶田，安上公居上池，而安礼魏国公则徙庆延坊。衍为东乡之茭源，南乡之荣山，西乡之溪头、大坂，金溪之壕瑚、鹅塘，皆礼公之嫡裔，永泰公之流派也，诚言之详矣。”这个分迁记，承认王氏祖居盐埠岭，并明确地告诉我们，王安国的后裔迁居瑶田，王安上的后裔迁居上池，王安礼的后裔迁居庆延坊。据该谱中《历代重修目录》，始修于宋端平年间，此后，元明清至民国历朝均有续修，共十一次。修谱时间早，历朝相沿没有间断，可信度非常高。
除了以上所引诸谱外，我们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编的《临川地名志》所载：
罗湖镇许家村后杨坊：48户，211人。村建前杨坊之后，故名。〔王氏族谱〕：王明由浙江兴化而迁临南门盐埠岭，为临川王姓始祖。历四世而生王安石。至王仪仁始迁福建建宁南乡竹薮村，至第八世王碧澹念原籍临川不忘，仍归抚城。王碧澹性好幽静，厌城市之嚣尘，乐乡村之安逸，放怀山水，甘居林泉。一日览兹胜地，左罗山而右湖水，顾而悦之，跃然日：此地可以卜居焉。遂于元朝中期迁此。
上顿渡镇王家村：266户，1286人。〔王氏七修族谱〕：王氏始祖王允太由建武迁抚州羊城盐埠岭。明初王允太16世孙王伯信因避元乱，由抚州盐埠岭隐此。
鹏田乡陂背村店前：33户，156人。〔嘉富王氏族谱〕北宋元祐年间，王云（王安礼长子）因避兵乱，从抚州城盐埠岭迁此。此村原有严姓居住，自称为富庶之地，取名嘉富，因浒湾通往南城古道经过此村，村中建有供行人歇息的饭店，后改名为店前。
以上所引均一致承认祖籍盐埠岭，但这局限于临川一地。现在我们再看看抚州别的县的情况。
崇仁县港下乡甘坑村，其九修《王氏族谱》也清楚地记载王安石家族居郡城盐埠岭。甘坑村也是王安石的后裔，该谱称，王安石继孙王棣抗金战死，赐葬于宜黄崇贤乡十九都贵溪之舒山，后其长子王珏，谱称为岳公，乃迁徙于宜黄贵溪。明代万历年间，谭纶为该谱所撰叙，云：“独南邑王氏，其谱牒所载为临川三公世家之后。而考其居徙自临川而贵溪，则有四世之岳公，自贵溪而官陂则有十世之五居士，至五居士之后有讳积义者，同文信公勤王，其子若孙流寓宜黄候氏，以元末红巾四起，官陂基趾残毁，遂徙今黄华桥上，数传又徙甘坑。甘坑《王氏族谱》介绍王安石曾祖父王明说：他“居抚州郡城盐埠岭，有荆公祠在，其居北门油巷者，有三公世家坊在。五代后晋高帝天福甲辰（943年）生，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葵丑（1013年）殁。……”。有具体地点并有遗迹介绍，言之确确。
乐安县南村乡稠溪村也保留有《王氏家谱》，其扉页上，即印有大黑体字“临川王氏，世居临川盐埠岭……”该谱有明永乐甲午年王伯安所撰的《稠溪二修谱序》说：“荆国公一子元泽讳雱，登宋治平四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赠左谏议大夫，封临川伯，雱死无传，荆国公请于朝以元浩子，曰仪仲继荫，魏国公之孙也，公讳棣，以荫入宫太常博士，知德州，会潭渊，入寇公力战，死之。宋徽宗为之震，悼敕赠资政殿大学士，墓额忠臣。以公子仕美荫，補上元县令是为。……岳公此人物盛于临川者。亦其流传之一支，也若自临川而徙。则徙于真州者，有陈议公讳贯之，之后徙于金溪，徙于东乡。之后徙于温家圳者，又魏国公讳安礼之后。徙于上池者，又翰林侍讲公讳安上之后。徙于金陵者，有司法参军讳安道之后，暨开德公幼子讳仕善之后。而其徙于贵溪者则岳公，为初迁祖。贵溪在宜黄崇乡十九都兮之层元，亦名贵溪公，讳珏，号冲岳，世称为岳公。初随荆国公居金陵，后荆国公罢相，弃其家人入半山寺，命岳公归临川……”该谱序所说与甘坑谱称相合，来龙去脉记载得很清楚，可见这二处均为王安石后裔所居不是妄谈，他们也都认可祖居在盐埠岭。值得一提的是稠溪谱序者王伯安，就是王安石裔孙，洪武十五年（1382），以通经博学，授国子学录。不少家谱记载了他将江宁的王安石墓迁葬于金溪的月塘祖墓。
陈坊月塘四修《王氏族谱》云：“五代时，第五十一世祖王简，字文大，奇伟多智,，遍察堪舆，识抚之胜概属盐埠岭，辟宅家焉。”金溪月塘，现属于琉璃乡管辖，据该谱记载是王安石叔父王盛的次子、也即王安石堂弟王安禄之后，王安禄的七世孙王朝利为看守祖墓迁居此处。该谱将临川王氏始迁之祖提前了两辈，将永泰公王明的祖父命名为王简，作为迁居郡城盐埠岭的始祖。其分支图有云：“……完朴公居抚州临川浯溪，朝奇公居抚城盐埠岭，仲文公居上池瑶田，明讚公居抚州临川冈上礼坊，朝侍公居瑞州高安独城，朝让公居抚州金溪乌墩，朝泾公居金溪琅琚，朝卿公居临川大牯，丕序公居金溪县学前，朝烈公居抚州金溪洛城，朝汶公居临川西江，朝利公居月塘荆公山墓侧，朝太公迁丰城槎溪，朝派公居金溪润湖，朝重公居上池里杨，朝盛公居筑堂，……”浯溪、上池、礼坊等地后来在东乡县成立后划入了东乡，而支派图依然作临川，说明该支派图创作于东乡县成立之前。
东乡上池谱因为造假甚多，不是主要依据，但是他们也不敢否认是从盐埠岭迁过去的。
上池《王氏族谱》载正统年杨士奇所作序，云：“ 延至五代间，有文人讳简者，奇伟多智，识抚之胜，概属盐埠岭，遂辟宅居，为临川一世祖，不再传。而至宋克明公，性耽山水，悦珠峰之壮丽，乃存故宅于府，命子公达堂构其下，公偕侄姓。车从时临焉。名日上池，驯至今日，名贤士杰，代不乏人。”上池谱在元末毁于兵乱，洪武年王猷在序中说得很清楚，杨士奇他自然不了解，显然是上池人为了拉近与王安石的关系，向杨士奇传递错误的信息的，更何况该序在杨士奇文集里并没有找到，伪造性很大，该谱还伪造宋景定五年临川进士张桂为该谱作序言，就是一例旁证。洪武年上池人凭着长辈对老谱的印象，只知道伯祥公为其始祖，当时他们连伯祥公与王益、王安石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直到嘉靖年间才弄清了脉络，详见姚公骞《东乡发现的王安石家书辨伪》一文。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自抚城盐埠岭分迁，只有想办法去拉关系了，该谱在《世系图》〔王旂〕栏均载：“旂字伯祥，官至中书舍人，世家抚州盐埠岭，因殖产之便，立庄明珠峰、西骊塘、金峰等处。荆公兄弟俱往来其间。惟公棁山水之秀，遂留居焉。”看看，不仅编造了王安石祖辈在上池搭建了临时居住的房子，还说王安石兄弟到这里来过，不错，王安石是到过骊塘、金峰，但他什么时候到过明珠峰呢？
通过对各家族谱的考察，无论是临川的，还是抚州其它县的；不管是王安石直系后裔，还是标榜王安石故里所在。他们都一致认可是从临川盐埠岭迁居过去的。
王安石家族与东乡的关系
王安石曾祖父王明与王安石祖父王用之均安葬在灵谷峰，具体位置在金溪月塘，王安石大叔祖王贯之安葬于江苏真州，二叔祖王质之安葬于长寿乡金峰；王安石父亲王益安葬于南京，王安石大叔王盛安葬于长寿乡六十二都溪岭陂，二叔父王盟安葬于临汝乡雷霹石，三叔父王盈安葬于延寿乡烟山，四叔父王孟安葬于移风乡龙义冈。通过王安石曾祖父、祖父兄弟和父亲兄弟的墓葬情况，我们发现比较分散，符合古人买穴安葬的特点。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抚州的这些墓葬偏向于临川的东部，其中的长寿乡、延寿乡及移风乡后来都属于东乡县。王安石祖辈热衷于临川的东部买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应该和他们在这一区域立有产业有关。
东乡县是明代正德七年才建立的，它的大部分土地原来属于临川管辖。现有必要将王安石家族与东乡县有些关系的地方拿出来聊一聊了。
首先关于上池，前文已有述及万历本《抚州府志》所收《书王文公祠》就说“临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谱谍相沿为公弟安上后。”又据嘉靖《东乡县志》云“延寿乡，在临川……为七十九都五里今为二十二都二里。”因此上池在东乡县成立前属于临川的七十九都，在东乡县成立后属于东乡的二十二都，现在属于东乡县黎墟乡管辖。关于上池王氏最为权威的说法，当为元代黄溍在《金华黄先生文集》所载《乾宁草民安抚司文昌县尹县尹王君墓志铭》，铭主叫王文锷，当时临川上池人。该文章说：“君讳文锷，字胜达，姓王氏，抚之临川人。宋丞相荆国文公安石之弟、太子右賛善大夫安上承奉郎赠朝散大夫旂，有子曰右朝散大夫、直秘阁棁，塟其母刘氏，于郡城东百里钟山之下，山旁有池曰上池。心甚乐之，尝曰：‘昔荆国葬先太师楚公，于金陵之钟山，因卜居其处。今吾观墓所在，山名适同，吾其老于此乎？’遂筑别墅，携其子瑀而居焉。”该文记载的上池的始迁之祖王棁就是年轻时从南京回到盐埠岭为王安石守祠堂的王安上之孙、王旂之子，因为该地有一钟山与王安石隐居的南京钟山同名，出于对伯祖王安石的敬仰，晚年在此筑别墅，携子王瑀居于此。值得一提的是上池的钟山，后来被附会为与王安石有关联的钟山了，于是更名为荆公山。因此，上池便没有了钟山，而只有荆公山。到明代嘉靖时饶文璧纂《东乡县志》也摸不到头脑，因此在“荆公山”一条注云：“荆公山在县南二十二都，传云王荆公家于其下，今考上池王氏谱牒，乃公季弟安上之子旂徙于此里甚明，荆公或居与否未有的据。”但现今考古挖掘发现几处与王安石家族有关的墓地。一处在上池村西一公里处的烟山，出土了王盈墓，王盈是王安石的三叔。墓内采得《地卷》一块载：“熙宁丙辰六月□□□不起，已未十二月出葬祖茔为山之源……”这与家谱记载相吻合。另两处上池村三、四百米处的王桁与邹氏夫妻墓，王桁，字仪望，行十四，系王安石弟安尚裔孙。邹氏墓也采得《地卷》一块载：“皇宋绍兴二十一年”葬“抚州临川县延寿乡七十一都（当为七十九都之误）上池周家原，亡人弟子王三郎”的字迹。墓主人王桁是王棁幼弟，联系《乾宁草民安抚司文昌县尹县尹王君墓志铭》说王棁到上池钟山塟其母刘氏，可知上池一带确为王安上子王旂的一个墓葬地。原上池有瑶田、中源（今为上池）、 周原（今为源里村）三个王氏村落，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向未理清。确切的说，王棁为上池三村王氏最早始迁之祖，中源王氏为王棁子王瑀的后裔；周原王氏是王桁的后裔，王桁子孙来此看守坟墓建立的村子；而瑶田王氏，则还要晚一些，各家谱均记载为王安国的后裔，根据临川王氏的辈分取名规则，王安石兄弟儿子辈名共了个“方”旁，字共了个“元”字；孙辈名共了个“木”旁，字共了个“仪”字；曾孙辈名共了个“王”旁，字共了个“仕”字。陈坊月塘四修《王氏族谱》云“仲文公居上池瑶田”， 仲文公，这个人的字，显然不符合以上规则。因此瑶田王氏是王安国四世之后迁居过来的，东乡浯溪村家谱记载，王安国四世孙志先公于宋庆元元年（1195年）始迁于浯溪村，按照年代计算，志先公当属于王安国六世之后了。
总之关于上池，说王旂或其子孙立庄于此更为妥当，至于王棁他们之前还有没有王氏居住于此，那只可能是王安石叔父王盈子孙在此守孝而临时搭建的房子。据上文所引杨士奇为上池瑶田村族谱所作序，说王安石的祖父王明因明珠峰之美，叫儿子构建房屋临时居住，纯属主观臆断不足为信。
关于金峰，嘉靖所纂的《东乡县志》云“金岭在县南七都，东乡县治地脉之祖，境内之山此最高大。”可知，现东乡县境内的金峰有时也叫金岭。而临川云山乡的金山岭有时又叫金峰，它处于临川的东北部，容易被混淆，而从王安石的行迹和其家族的关联上看，这个金山与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东乡县境内的金峰才和王安石的家族有关联。明嘉靖《东乡县志》有王安石的《金峰晚坐有怀》一诗，在弘治《抚州府志》中也有该诗的记载，可见该诗确为王安石所作。此外，王安石的《初去临川》云：
东浮溪水渡长林，上坂回头一忖心。已觉省还非仲叔，安然养志似曾参。忧伤过事纷纷出，疾病乘虚叠叠侵。未有半分求自赎，恐填沟壑更沾襟。
李璧为此诗作注云：“抚州金峰有公题字云：皇佑庚寅，自临川如钱塘，过宿此。嘉佑戊辰，自番阳归临川再宿金峰。诗云‘十年再宿金峰下，身世飘然岂自知。山谷有灵还笑我，纷纷南北欲何为？’此诗非庚寅岁作，即戊辰年作，集中无此诗。”此诗是王安石再宿金峰后，步入长林，即将离开临川县境之时所写。诗歌采用倒叙手法，记叙了“上坂回头”和“渡长林”。结合李璧的注释，可以推知王安石离开盐埠岭老家后，而母亲、妻子则留在老家，在走到上坂的地方时忍不住回头再远眺老家盐埠岭（当时上池还不在），然后来到金峰在此也留宿了一晚，接着才通过长林离开临川赶到外地去办事。根据各方家谱的记载，王安石的三叔祖王质之隐居金峰，其子王盡逝世后也安葬于金峰。再联系王安石所作诗以及两次离开临川时都在金峰都有居住，可以明确王安石到金峰为的是看望三叔祖一家人。
关于骊塘，据康熙四年《抚州府志》“邑里志”述及东乡县长寿乡云“五都为里八，其小溪曰石头，陂十一曰中陂、曰下陂、曰杨陂、曰胡陂、曰珠陂、曰石陂、曰严陂、曰麻陂、曰交陂、曰大陂、曰丰陂，湖二曰桂、曰铁牛，塘一曰骊塘，有荆公亲笔诗刻，桥三曰普庵、曰南辽、曰蛇陂。”又据嘉靖饶文壁编纂《东乡县志》云“长寿乡，在临川……为六十三都四里，今为五都八里。”骊塘，这个地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在哪里？我们要落实古代东乡五都具体在现今东乡的哪个位置。据嘉靖《东乡县志》，金峰、猴伏尖、花尖（今花草尖）均在七都，桃花峰（今桃花岭）又在五都、七都之间，因此可推知五都现属圩上桥镇与虎墟乡一带，今查虎墟乡与圩上桥镇一带有石头溪，附近有胡家桥、麻家咀、桂家山、颜家山等地，胡家桥附近又有南辽村，桂家山北部又有普庵桥，这些地名与康熙四年《抚州府志》所述东乡五都多个地名相同或接近。可以确定骊塘在现今石头溪至东乡县城208省道沿线一带，因此个别人所说的骊塘就是虎形山乡的鲤鱼塘村是错误的。
骊塘是王安石家族在临川故里买田的地方，王安石曾经多次到过此地，有着非凡的意义。他有《送邓监簿南归》一诗云：“不见骊塘路，茫然四十春。长为异乡客，每忆故时人。水阅公三世，云浮我一身。濠梁送归处，握手但悲辛。”这首诗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的秋天，说明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回临川省亲时曾至其处。南宋祝穆撰写的《方輿胜览》在卷二十一中云 ：“ 骊塘，王介甫故居在焉。《送邓监簿》诗‘不见骊塘路，茫然四十春。’”这说明王安石祖辈在此立了田产后构建了临时性的房屋，王安石曾经在此居住过。又据弘治《抚州府志》记载当时临川长寿乡的陂塘时，就有骊塘，并引王安石的诗，题云《亲笔六诗刻留骊塘》，其一作：“稻畦藏水绿秧齐，松鼠初干尚有泥。緃蹇寻岗归独卧，东庵残梦午时鸡。”这六首诗均是叙述家居耕种，稻田雨蛙之乐，从诗名来看，是王安石成名之后晚年归临川省亲，再次到骊塘察看祖产，应族人之请创作的诗篇，并将其诗石刻于骊塘，族人作为一种荣耀长久保存。在嘉靖饶文壁编纂《东乡县志》中“古迹”一条也记载：“荆公钓台，在五都骊塘，云塘中墩，荆公尝为钓台于其上。”临川孝桥璜溪《王氏族谱》中保留了汤显祖的一篇序言，其中言及王安石所存的古迹就提到骊塘，文中说：“如骊塘之钓台，居人以为胜游之迹，骊塘能随水高，在东乡五都。公尝钓鱼于此，有亲笔六诗留别。”
因此，我们通过王安石关于骊塘的诗以及相关的记载，可以明确王安石祖辈确实在骊塘立有庄园，王安石曾经到此居小憩过几次。
通过对上池、金峰、骊塘三地的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上池是王安石弟王安国、王安上后裔的迁徙之地；金峰是王安石叔祖王质之隐居之所；骊塘是王安石祖辈购买田产的地方，出于耕种之便，并在此建有简易的房子。这三地不非一地，它们在东乡相距甚远，上池与金峰相距近十五公里，金峰与骊塘又相距十多公里，而上池与骊塘又相距至少二十五公里之遥，三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古人家居于市城之中而在穷乡僻壤之地立产很常见。因城内土地有限且价格昂贵，能买到一点实属不易，大量的土地购置需要找偏远的地方，这样才能保证家族的口粮。例如，曾巩家族居住在郡城之中，除在后湖田有一点田地之外，他们还在金溪南源购买了大片田产，并构建房屋。判断一个人是哪里人不能仅仅看田产和几块墓地，主要应看他的祖居和长期家居的状况。因此，我们说王安石是临川盐埠岭人。东乡县上池起初因为争夺祖祠不惜篡改族谱，后来编修的东乡县志对族谱也照抄不误。如清嘉庆《东乡县志》在“选举”一章将王益、王安石、王安仁、王安礼、王雱、王安国等均列为本县进士，并为王安石作按语说：“王安石，益子，丞相， 谥号文公。庆历二年壬午杨寊榜。按荆国文公。生于二十二都，上池里通籍后始居郡城，宋史尚未分县，故通志皆记临川，今郡城盐步岭荆公故宅亦归上池。”这样是非不分，本末颠倒，将历史事实漠视得惘然不顾，真是贻笑大方，实在有失于编志者的严谨之举。如今上池族谱和东乡县志被某些东乡文人墨客视为至宝，大肆吹鼓“东乡是王安石故里”的错误论调。错误的终究是错的，将错的东西作为依据妄自加以发挥，实在是欺骗世人，贻误后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