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之人为备寇计，犹边境之人为备虏计也。有土豪焉，自据胜地，以置山寨，自办粮食，以给土军，谓之忠义。无累于郡县而可以济官军之所不及，他日虏猝至，则险固精勇，此足以自卫，而不可胜，彼虽攻之而有所不能胜。似此者，今长淮非一所也，其来久矣。若内地则所患者寇乱耳，苟有乡官如土豪以忠义自奋，大略依边境之法而行之，则虽寇徒凶之新炽，未必至如虏骑强敌之难应也，何足以为患哉？
今宜黄侯君锭之事是已。盖自绍定己丑、庚寅间，闽寇四起，所至火民庐、空民财，戕其性命，虏其妻孥，莫有能御之者，遂至横行，及抚诸县之境，而宜黄诸乡被毒尤惨。时侯君之所居在崇贤乡之雕峰，虽能纠乡民为义丁，率众戮力与之抗，而乡井为所蹂践者已多矣。君因慨叹曰：“今日之患已往，虽姑曰不咎，后日之患方来，可不深虑哉！”据胜地置山寨之法，于是乎行之，真有不可缓者矣。乃择地，得名曰“龙磜”者，两峰对峙，高险可恃，泉瀑旁流，幽深罔测，山岩峻拔，上实平夷，可居千户而容万人，殆似天地特设险以为避乱拒寇之所者。以之寨其上，寇至则登寨，出其强者与之战，而期于必克；寇退则反故居，各理生业，人人可以自固。此岂非避寇之良计乎？然君复慨然叹曰：“如依寨出战，非食何以战！”或以寨为守，非有食何以守哉？办粮食给土军之法，于是可行之，又宜有不可缓者矣。乃自出米三千石，省又率族之有力者助之，仓于寨中，专以给丁，而名曰义仓。当东作而散，以济其力农，如屯田焉；及西成而敛，依淳熙法量收息二分，觊以增其数，可以远而持久。出内主以子弟，无秋毫扰。万一再遇寇如他日，则兵与食俱足，寇其如吾何！又岂非避乱之长计乎？侯君今授赣州信丰县尉，素负意气，欲立事功，故能在乡为守御之备，乡人实赖之。使每乡有为者例若是，则虽有巨寇无能为矣。百里之内。安以田里，其利博哉！抑君之志固美矣，又在后来者世守其法，不私不欺，勿替勿坏，有以推所为而增美焉。非惟不至于滋生其弊，而益有以扩充其利。积仓愈多，养人愈众，则虽使之数百年安固常如一日可也。此侯君求记于予之本意，而余不得不为之识其本末，以诏后人焉，将有以维持于无穷与[4]。
淳祐戊申重五日，朝请郎、权发遣福建路转运判官兼知建宁府包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