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川人民革命斗争史略
（1919—1949）
谭心耿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此后，黎川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艰苦卓绝斗争，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三十年，与千年黎川的悠久历史相比是短暂的。但这三十年中，黎川人民革命斗争业绩，光辉灿烂，彪炳千秋。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样，按其发展历程，我县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革命前夜黎川城，群众自发作斗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98年，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把魔爪伸进了黎川，传教士与官府衙门、封建势力勾结，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劳苦大众为了求生存，自发地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闹义仓”、“吃大户”、“禁河运”等群众运动，在县内此起彼伏，下桥、篁竹、大芸一带的农民还捣毁过官府的“税卡”。
1936年6月3日，黎川县各界举行禁烟（鸦片）大会，图为焚毁烟土烟具现场
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以后，对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边远山区黎川县的许多知识青年纷纷觉醒，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在当时的县立高等小学教师邓梅村的组织下，利用课堂、版报、画刊和集会等形式，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伟大意义，激发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
同年7月的一天，在邓梅村等的宣传鼓动和积极组织下，县城400多名教师、学生、工人和市民，高举标语口号，冲到街上游行示威。军阀政府派出军警，企图阻止游行队伍，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反动政府被迫让步。游行示威结束后，还组织了爱国宣传队和日货检查队，继续在城镇居民中开展宣传。当时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收回失地和赔款！”“抵制日货，挽回权利！”等日货检查队到商店进行检查，当场销毁被查出的日本进口商品有：洋瓷面盆、洋布、洋伞、毛巾、牙粉等。为了进一步反对日货在黎川的销售，县城还举行了罢工、罢课和部分罢市。抵制日货运动，由县城逐步推向乡村。
军阀政府害怕革命思想在黎川人民群众中继续传播，便把邓梅村等从县立高等小学开除出去。邓梅村等被开除后，背井离乡，寻找革命真理，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黎川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国共合作建党部，工农群众有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24年1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出师北伐，其中一路由赣南直进南丰、黎川、南城和抚州。同年11月，北伐军攻克皖系军阀占据的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公开成立，有方志敏等3名共产党员担任常委。不久，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政治部特派员陈奇涵（共产党员）派员来黎川征集国民党员，当即发展党员45人，11月底成立了国民党黎川临时县党部（以下简称县党部），县党部内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部门，下设6个区党部、3个区分部。
在县党部筹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员来到黎川，筹建县总工会。1926年11月中旬，县总工会筹备处成立，各行业也先后成立专业工会，如刨烟、码头、店员工会等。其中刨烟、码头两个行业工会会员人数最多，工作搞得最好，仅县城的刨烟工会就有会员200多人。县总工会筹备处组织了一支4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其中常备队员20人。除县城外，较大集镇如宏村等地也成立了工会组织。
黎川县农民协会于1927年春成立，会员逐步发展到三四千人，区、乡两级农会均设委员5人，委员长1人。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退租和增加长工、短工工资的斗争，并在许多地方取得了胜利。
1927年3月底，全县各级妇女解放协会普遍建立，宣传“放脚”、“剪发”，进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教育，为妇女解放吹响了号角。
驱逐县长王又庸，农民觉醒斗豪绅 1927年2月，黎川烟业工人在县总工会筹备处的领导下，召开工人大会，作出了“增加工资百分之三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增设福利事业”的决议，要求资方按大会决议执行，遭到资本家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县总工会筹备处号召县城工人举行罢工，支援烟业工人的斗争。一千多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资本家怯于工人群众的威力，不敢对抗，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此后，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烟业工会会员由罢工前的2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
二月罢工胜利以后，国民党右派千方百计破坏革命群众运动。左派掌权的县党部逐步被右派势力的代表王又庸（伪县长）等篡夺。他一方面对工会组织进行所谓“监督”，另一方面指使右派涂绍裘在县党部里组织“行政人员公会”，并与各商业公会（资方的行业组织）联合起来，同工会组织对抗。
县总工会筹备处为了安置失业工人，准备用伐木工人在福山伐木的一笔收入兴办民生工厂。而右派专权的县党部却支持官僚们贪污了这笔钱。伪县长王又庸也贪污了全县人民缴交的所谓“人头费”900多元。
这两起贪污事件发生后，全县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同年3月，在县总工会筹备处的领导下，县城700多名工人举行了驱逐伪县长王又庸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聚集在县党部门口，高呼口号，要求王又庸交出树款和人头费。王又庸不敢出来，指使其秘书长刘楷答应如数退款。在骗走示威工人队伍之后，王又庸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逃回南昌去了。
王又庸被黎川人民赶走以后，新县长张泰辉上任。县总工会筹备处即向他提出扣留刘楷，追回王的贪污款。王的退赔款汇到黎川以后，县党部里的右派涂绍裘，借口“行政人员公会”要开办经费，企图夺取这笔钱。县总工会筹备处立即组织工人围攻“行政人员公会”，并将涂绍裘等人捉出来戴“高帽子”游街。
痛打“行政人员公会”的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伪县政府不得不将王又庸退回的贪污款和福山树款交还工会。县总工会筹备处得到还款后，按原计划开办民生工厂，安置了部分失业工人，救济了老弱病残工人及其家属。
二月罢工和驱逐伪县长王又庸等斗争的节节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威力，提高了工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黎川工人运动进入高潮。在工人运动推动下，我县广大农民开始觉醒，向地主豪绅展开斗争。农会首先领导长工和短工要求增加工资，地主豪绅不答应，当时正值农忙时节，农会针锋相对，组织罢工，地主豪绅们被迫接受增加工资的要求。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提出“退租”的要求，东山一户姓吴的大地主家里藏有稻谷几百担，而农民却无米下锅。他既不肯“退租”，也不把粮食借给农民度“春荒”。在此情况下，东山的农民们拿起扁担、梭标冲进吴家，打开粮仓，挑出稻谷四五百担，分给缺粮农民。东山农民的这一举动，吓坏了地主豪绅，当农会提出减租减息标准时，他们不得不答应秋收以后兑现。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的农会组织被地主豪绅的“狗腿子”夺取领导权，加上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扩张，全县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
县城召开讨蒋会，革命斗争转低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公开叛变革命，激起了黎川人民的无比愤怒。4月中旬，在县总工会筹备处的领导下，工人、学生、居民数千人，在县城召开讨蒋大会，痛斥蒋介石出卖革命的卑劣行为，追悼为革命死难的同志。会后举行了示威大游行，人们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右派分子！”“打倒帝国主义！”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黎川的反动势力大肆活动。伪县长张泰辉指使右派头目武鼎三，组织拥蒋护党会；右派分子涂绍裘，收买地痞流氓作为“行政人员公会”的骨干，训练打手，准备武器，并敲诈勒索，搜括民财。他们排挤左派势力，迫使国民党左派陈欣之等于4月间退出县党部。从此右派势力完全掌控了大权。
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是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他们到基层工会造谣破坏，制造工人与工会之间的隔阂，煽动不明真象的工人退出工会，分裂工会组织；他们还派出“行政人员公会”的人到工会、农会工作，夺取领导权。最后，反动当局公然下令解散工会、农会、妇女解放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从此，黎川人民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反动分子气焰嚣张，资本家借故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反抗的怒火在胸中燃烧，这种力量的积蓄蕴育着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到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以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领导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共皮家源支部的成立和皮源暴动 1927年冬，赣东北地区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取得了弋阳、横峰武装暴动的胜利。翌年，中共信江特委成立。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信江特委委员吴先民到资溪、黎川交界的山区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春，吴先民在我县皮家源（今洵口镇皮边村）发展了刘姨婆、周成宗等5人为共产党员，建立了黎川县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皮家源支部。1930年2月，在资、黎交界地区成立中共茶山特别区委。同年5月，区委发动了皮家源暴动，领导农民攻打飞鸢（今飞源）“盐卡”并取得了胜利。
1929年春黎川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洵口皮边村黄家大厅成立
当时，黎川、南城一带交通不便，食盐供应均由福建省的邵武、光泽等县运入，飞鸢是由闽入赣的重要门户之一，国民党政府在飞鸢设立“盐卡”，进行敲诈勒索，引起盐商、盐贩的不满，由闽入赣的食盐减少，造成黎川、南城、抚州一带食盐供应紧张，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中共茶山区委了解和掌握了飞鸢“盐卡”的情况后，指派民运部长聂显书等来到皮源，组织反“盐卡”斗争。聂显书等在皮源召开了资溪、黎川、南城三县交界地区的十几个支部的党员会议，讨论和决定攻打“盐卡”。会后，发动几百名群众手持梭标、大刀、扁担分路向飞鸢进攻，直捣“盐卡“，卡官和团丁吓得屁滚尿流，丢下两支来复枪，不战而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黎川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红军首次解放黎川和主动撤退 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下，先后取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为了巩固和扩大苏区，1931年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共产党员邓梅村（黎川籍人）被派到黎川，开展地下活动。他们深入了解黎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在工农群众中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并在九江铺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九江铺支部，为红军开辟黎川新苏区作好准备。
1931年5月底，红军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以后，以红三军团为主力，一举攻克福建省建宁县城。6月6月，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滕代远的指挥下，分两路进军，解放了黎川和福建省的泰宁。
红军进入黎川城后，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策、主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6月中旬，在县城天主堂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黎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邓梅村任主席、木匠工人胡长根为副主席。接着，成立了9个区革命委员会和乡一级革命政权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县开展了打土豪、焚田契、废债约和筹粮备款等工作，共打土豪50多家，没收银圆2万多枚。斗争过程中，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提高，为了保卫红色革命政权，全县共有3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遂于1931年7月向中央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中央红军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于7月12日撤离建黎泰地区，千里回师赣南。这次，红军在黎川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红军撤出以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黎川，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绅纷纷返回。他们实行白色恐怖，残酷迫害革命人民。邓梅村在红军退出黎川后转移到吉安地区活动，不幸被敌发现，就义于泰和县。还有许多优秀黎川儿女，坚贞不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黎川苏区的恢复 正当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我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激烈变化，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间派别强烈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于1932年6月向工农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一）中共黎川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建立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为了使中央苏区和闽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于1932年10月18日和19日，以敏捷的行动连克黎川和建宁、泰宁三县，收复了建黎泰根据地。黎川重获解放以后，由红三军团政治部领导的工作团，组成工作小组，分散到全县各地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工会、农会，开展土地革命，为红军筹款筹粮。
为了加强党对新发展起来的苏区的领导，1933年1月，中共建宁中心县委成立，负责建、黎、泰三县的工作。中共黎川县委也在这时成立，谢惠光任书记。县委机关先设在县城旭升巷，后迁八角楼。县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工作部门，下辖14个区委。同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和省革委在湖坊成立。6月，闽赣省委改派方志纯任中共黎川县委书记。各级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为主的土地革命高潮。
同年7月下旬，在县委书记方志纯的主持下，黎川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城外下邓氏家庙（现已拆除）召开，成立黎川县苏维埃政府，到会代表100多人。方志纯在会上作了报告，阐述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指出了当前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大会选举邹荣忠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决定全县划为14个区、96个乡和4个街，以便统一领导。
邓氏家庙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黎川县职工联合会（又名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委员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恢复建立，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在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巩固苏维埃而斗争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1933年统计，全县有共青团员380多名；妇女干部约300名，其中共产党员130多名。
（二）中共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黎川成立 1933年春，中央红军进入闽北革命根据地和信抚革命根据地（信江以南抚河以东的一带地域）。这样，建黎泰、闽北、信抚三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了一片，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4月，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闽赣省，管辖上述三块根据地的各苏区县。并确定了中共闽赣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成员：顾作霖任省委书记；邵式平、顾作霖、毛泽民、肖劲光等25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邵式平、顾作霖等9人组成主席团，邵式平任主席。
中共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同年5月初，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组织成员在资溪县集中，进行筹备工作，确定黎川为省会。5月上旬，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在黎川县的湖坊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省、县、区和红军代表共300余人。黎川县有代表10人（其中妇女代表4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顾作霖主持，邵式平作了《闽赣省目前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的报告，通过了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正式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
6月4日，闽赣省军区成立，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5日，邵式平在湖坊召开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作出了坚决执行土地法、劳动法，把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等七项工作决定。
7月，闽赣省委、省革委、省军区迁入黎川县城（城外下邓氏家庙），这时，属闽赣省管辖的共有黎川、建宁、泰宁、将乐、资溪、铅山、广丰、光泽、邵武、崇安、建阳等17个县。
（三）扩军运动蓬勃开展和红七军团组建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参加红军。中共黎川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积极响应，于4月1日至10日开展“冲锋扩军突击运动”，同时普遍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帮助红军家属解决各种困难。很快动员了110多名青壮年加入红军。
同年6月15日，中共闽赣省委通过了《关于创造红军第七军团的决议》。军区司令肖劲光到我县宏村区指导扩军，很快掀起高潮，不到一个月，宏村区就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带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扩军运动。7月，红七军团在县城篁竹街李树坪召开成立大会，肖劲光兼任军团长、政委。红七军团下辖19师、20师和21师。这是黎川人民在“扩红”运动中作出的一大贡献。
在响应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号召中，黎川人民的行动也是非常坚决的。八都区模范队全部参加“少共国际师”，赤溪区栗塘乡少先队整个大队也加入了该师。全县参加“少共国际师”的人数达到一个团，开创了闽赣省有组织地加入红军的新纪录。
据不完全统计，苏维埃时期我县报名参加红军的共有2000多人，其中包括涂宗德、黄国山、邓连生、封福胜、邱炳文等后来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四）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 红军解放黎川不久，即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1932年10月，开始打土豪，主要方针政策是：清算地主豪绅的财产，没收其剥削钱财；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没收全部财产。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如：粮食、衣服、用具、牲畜等，均由农会掌握，分给工农群众，分发时尽量照顾贫苦者，尽量做到缺什么给什么；所得的金钱（金首饰、银圆等）则上缴给苏维埃政府，以补充军事、政治、财务方面的开支。当时，在樟村大土豪杨某家里就清查出大量稻谷和金银，还挖出埋在地窖里的几十支步枪。
同年12月，全县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各区、乡在红军工作队的帮助下，首先划分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阶级成份，然后没收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按人口进行分配，其原则是：以乡或村为单位，按总土地面积和总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者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合理分配；红军家属和贫雇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扩军、支前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但也有少数地方出现了“假分田”的现象。1933年7月开展查田运动，查出了隐瞒的土地8000多亩，同时纠正了被误打为土豪的中农131户。
（五）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苏区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春耕时帮助农民组织耕田队，秋收时组织红色割禾队、突击队帮助农民抢收。1933年，全县自耕地普遍获得了好收成。工业方面，主要是发展手工业，政府组织当地的能工巧匠生产犁、耙、锄头等农具，免得农民都进县城购买，一些地方还开办了造纸、缝纫、制盐等小工厂、作坊，方便了群众，活跃了经济。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支援革命战争，中央苏区发行过三次公债。1933年春夏，黎川全县人民完成了购买公债4万元的任务。
苏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相应发展。全县各区乡纷纷办起了列宁小学、业余夜校和工农识字班，8-15岁的工农子女可以免费进列宁小学读书；许多地方建立了俱乐部，组织群众识字、读报、唱歌，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党和苏维埃政府关心群众疾苦，设立了各种医疗机构，湖坊设有闽赣省医院，县城有县医院，各区大多设有医疗站，贫苦工农群众看病不收钱，充分利用本县中草药资源，土法提炼，自制药品，克服困难，保障了军民身体健康。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黎川 黎川是闽赣省党政机关所在地，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度设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黎川进行革命活动，立下了丰功伟绩。
193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行军途中路经樟村（今樟溪），在河边桥头的戏台洲上召开军人大会。毛泽东总政委讲话。当晚，毛泽东等在樟村住宿，第二天晨离开樟村往南丰康都方向进发。
樟溪乡双溪桥上歌谣
1932年10月末至1933年9月，中央红军总司令部驻县城篁竹街，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王稼祥等在此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2年12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在县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宣誓典礼，军民共10万余人参加，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讲了话。当晚举行文艺晚会，演出了《杀上庐山》等文艺节目，罗荣桓、罗瑞卿等登台演出。
彭德怀多次到黎川。1931年6月初，他率领红三军团首次解放黎川，为开辟黎川苏区立下了丰功伟绩；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指挥了著名的洵口战斗和团村战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
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战－－洵口战役战场全景
邵式平、方志纯等江西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担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黎川县委领导职务时，为苏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心血，黎川人民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黎川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粟裕、黄克诚、肖劲光、顾作霖、毛泽民、黄道、周建屏等。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黎川苏区丢失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挫折，最大的恶果是招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主力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集中100万兵力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黎川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北门户，9月28日，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三个师向黎川进攻。这时，闽赣省委和省革委机关已奉命从县城撤至德胜关，闽赣军区主力部队随红三军团去福建作战，黎川城内兵力空虚，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率教导队撤出，黎川县城即被国民党军占领。
博古等“左“倾冒险主义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令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第三、第五军团回师黎川，企图收复黎川县城。我县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英勇顽强地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初战阶段发生在黎川境内的洵口战斗、资福桥（资溪桥）战斗和团村战斗。
洵口战斗是一场遭遇战。1933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在相继占领黎川县城和洵口以后，又向洵口以东的飞鸢（今飞源）红七军团一部之阵地进攻。此时，红军第三、第五军团由福建回师黎川，与敌不期而遇，酿成洵口战斗。在红三军团长兼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于7日晨向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战至下午三时，击退增援之敌，歼灭进犯洵口的敌军三个团，俘其官兵1200多人，活捉旅长葛钟山，缴获迫击炮、无线电台、枪支弹药等大量战利品。在这次战斗中，当地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他们探敌情、送情报，组织担架队抢救伤员，组织运输队运送粮食，为取得战斗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洵口战斗胜利的意义被“左”倾冒险主义者大大地夸张了，他们不把此战看成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战，更没有认识到此次战斗后必然引起的战略变化，反而命令红军到外线去进攻敌人巩固阵地兼白区的硝石（当时属黎川县管辖，后划属南城县），结果红军损失很大，未能攻克硝石。“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从中接受教训，又命令红五军团攻打我县东北部的资福桥（原误称资溪桥）。
资福桥也是当时敌军之巩固阵地，共有六个师的兵力严密防守。10月22日，战斗开始，红军连攻不克；25日，再次攻打天尊殿之敌，又未攻下。此战，红军虽歼敌500余人，但自己损失很大，未能取得胜利。资福桥战斗之后，红军转战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入被动挨打境地。
继洵口、硝石、资福桥三战之后，1933年冬，敌军又向黎川县城东南部发起了一次猛烈的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团村战斗。12月12日晨，敌军开始向县城至东山、德胜关的必经之地团村推进。我红三军团及红五军团一部埋伏于团村周围各山头，待敌4万余人进入伏击圈后，军团长彭德怀带病指挥红军各部迎头痛击，毙敌千余人，俘敌300多人，敌军向县城溃逃。下午，溃逃之敌经过整顿后与增援部队一起，在几十架飞机配合下向红军阵地反扑。由于红军兵力分散，伤亡很大，于13日中午时分撤出阵地，退往德胜关，团村遂被国民党军占领。在团村战斗中，黎川苏区人民，全力以赴从各方面支援红军。广大群众多吃蔬菜，节省粮食，保证了红军的粮食给养。群众还帮助红军挖战壕、修工事，破坏交通要道，阻止敌人前进；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洗衣队、慰劳队等，为红军战时服务。
洵口资福桥
从1933年9月开始，我县北部地区陆续被国民党军占领。12月宏村失守，中共黎川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迁至福建建宁县溪口。1934年1月，中共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为了统一领导建、黎、泰三县交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建宁县溪口建立中共黎南县委和黎南县苏维埃政府，管辖黎川南部和与之相邻的建宁、泰宁两县部分地区，领导当地群众为保卫根据地而继续斗争。但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根据地逐渐缩小。1934年7月，中共黎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和武装人员在建宁县双晏山地区被敌军围击，除少数人员突围外，大多数壮烈牺牲。至此，黎川苏区全部丢失。
红军撤出黎川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他们组织“铲共义勇军”、“清乡委员会”、“保安团”等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地方武装，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对苏区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白色恐怖，黎川苏区人民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达620人。地主豪绅反攻倒算，田地荒芜，人口锐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4年12月20日黎川樟村的民团武装
但是，英勇的黎川苏区人民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不少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把苏维埃时期的报刊、证件、债券、钞票等保存起来，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许多进步青年历经艰险，先后奔赴延安，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征程。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我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派周恩来与国民党举行合作抗日谈判。9月，国民党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抗日战争期间,黎川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未被日军占领，一直处于“大后方”。但黎川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由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广泛开展宣传，唤起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许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1937年，进步青年程平（涂成平），奔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军；1943年秋，县内共有18名青年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开赴缅甸，抗击日寇。全县人民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推动下，捐献大量的金钱、衣物支援前线。各界人民纷纷写信慰问前方将士，有的携带肉、蛋、糕点等食品慰劳驻黎川后方医院的抗日伤病军人。1941年，我县一千多民工奔赴南城修建国防工事，并献出大批木材；1942年，日军侵占南城时，我县人民群众将北部通往南城的所有公路、大小道路和桥梁，全部破坏，对阻止日寇入侵黎川起了一定的作用。
华山场洲湖村革命厅前红军抗战标语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停止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并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国民党政府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转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黎川县政府同各地反动派一样，打着抗日的招牌，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为了抗日救国，黎川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39年“春荒”时节，宏村区伪区长林天明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利用出售公米的机会，抬高米价，盘剥贫苦农民，群众生活更加困难。一天，林天明到售米的地方高喊：“米又涨了价。”人们忍无可忍，一齐冲上去，把他按在地上痛打一顿。豪绅们乖乖地作出保证，不再抬高米价。国民党政府打着抗日的旗号，征兵抓兵，扩大他们的反共武装。新兵在接兵营里备受折磨，不少人饿死、病死，真正送到正规部队的不多，群众对此深切痛恨。1940年至1944年，我县公村、湖坊、熊村、河塘、中站、西城等地相继发生因反对抓兵，打死乡长、保长的事件，有的还与抓兵的“自卫队”拼杀。反征兵斗争，鼓舞了当时群众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斗志和信心。国民党政府还在抗战期间增加征粮和捐税，榨取人民血汗。为了反对征粮，三都的穷苦青年严庆恩邀集20多人，于一天夜晚，巧妙地进入三都区政府，夺取了一批枪枝，组织人民游击队同反动政府展开了激烈斗争。这起人民武装斗争经“调解”而平息以后，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才有所减少。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欣喜若狂，为抗战胜利而欢呼，县城、宏村、樟村、龙安、德胜、中田等地的群众集会游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热烈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实行兼并垄断，政治上搞独裁统治，军事上挑起内战，妄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而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自由，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重新挑起了全国内战。
黎川县以潘明光为首的县政府与地方反动势力结成一体，残酷统治和压迫剥削人民群众，进行反共反人的活动。1947年，“黎川县参议会”正式成立，打着“民意机关”的招牌，为虎作伥，欺压人民；不久又成立“勘乱建国委员会”，协助反动政府，派捐派款，搜罗党羽，从事特务活动，进行诬蔑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欺骗宣传，毒化和愚弄人民群众。黎川境内还有派系林立的反动党团和帮会组织50多种，反动政府收买这些党徒，为非作歹，实行恐怖活动。当时县城所在地，晚上八点钟过后，家家关门闭户，街上人迹稀少，抢劫杀人、奸淫妇女、敲诈勒索的事常有发生。官府派兵拉伕趁机搜括民财，从1937年的“一保抽一兵”发展到1949年的“一甲抽一兵”或数兵，最后逢壮丁就抓，搞得人心惶惶，田地荒芜。经济上，他们垄断城乡市场，囤积居奇，物价一天数涨，民族工商业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生活苦不堪言。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开展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这些斗争，冲击着蒋介石王朝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夏，新城镇（今日峰镇）十多个青年，以送兵为名，将罪大恶极的保长赵某杀死；八都乡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死一贯勒索群众的伪区员李某；龙安乡30多名青年，与抓壮丁的国民党军对抗，把带路的保长罗某等人绑起来，拖到塘里灌水。反抓兵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春，当时，国民党军353团驻扎黎川，以高压手段推行“一甲一兵”，杀害无辜群众6人。茶亭人民在武纪彬的主持下，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队伍，抗击反动派征兵。中共赣湘工作委员会城工部派员来到黎川，掌握了这支武装队伍，选择茶亭、皮源一带山区，作为抗兵根据地。这支队伍命名为“赣闽边区人民游击总队”，武纪彬任司令员，中共地下工作者任政治指导员，加强对这支队伍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有力地打击敌人。一次，阻击敌运输船，缴获200多套军服。敌353团曾用一个营的兵力到茶亭一带征兵，扬言要杀人，烧房子，最终一无所获，抗兵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我县以茶亭为中心的反征兵武装斗争范围日益扩大。赣闽边区人民游击总队又派人策动本县反动地方武装“后备队”起义。1949年4月，后备队400多人在湖坊举行起义，改编为“人民革命军赣闽边区纵队”。县内革命武装力量更加强大，反革命势力土崩瓦解。同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向南推进。赣闽边区人民游击总队根据中共赣湘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乘闽赣边境国民党军纷纷南逃之机，于5月18日进驻黎川县城，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市场贸易，积极修路、筹粮，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伪县长潘明光等，在潛逃中被我游击总队逮捕。人民革命军赣闽边区纵队则向福建省的光泽、邵武进发。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5师、46师由福建西进黎川，解放了我县全境。革命老根据地的黎川人民终于盼回了自己的亲人中国工农红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
黎川人民从此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摆脱了近百年来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黎川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和1993年版《黎川县志》）
